当良知沉睡：辨认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
导言 让我们设想一下
试想，假如你毫无良知，不管干了什么坏事都没有一丝负罪感或自责，对陌生人、朋友甚至家人的福祉漠不关心；不管你做了何等自私、怠惰、有害或缺德的事情，心里都从未有过哪怕一丝羞愧。假设你对何谓“责任”一无所知，认为责任不过是那些容易上当受骗之人才会不假思索就接受的负担。现在，再设想一下，你有能力向别人隐瞒“自己的心理结构和他人截然不同”这一事实。鉴于所有人都认为良知是人类普遍共有的东西，所以你要隐瞒自己毫无良知的真相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你无法用负罪感或羞耻心来抑制自己的任何欲望，而别人也绝不会发现你是一只冷血动物。你体内流淌的冰冷之血如此怪诞，完全超出常人的经验，所以人们甚至很少会揣测出你的心理状况。
换句话说，你的内心完全不受束缚，而且你的这种为所欲为不会引起良心的不安，是外人无从知晓的。你可以为所欲为，相比那些受良知约束的人们，你拥有一种荒诞的优势，而人们往往对此一无所知。
那么此生你打算如何过活？你会利用这种巨大而隐秘的优势，以及他人（因良知约束而生）的劣势做些什么呢？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拥有怎样的欲望，因为人心千万种，即便是无耻之徒，他们的欲望也不尽相同。不论有无良知，有些人喜欢按部就班的安逸生活，有些人则怀抱梦想和野心；有些人才华横溢、出类拔萃，有些人愚笨迟钝，而大多数人介乎其间，无论他们有无良知。人也有暴力或温和的差异，有些人嗜血成性，有些人则绝非如此。
你可能是一个热衷于追求金钱和权力的人，虽然良知无存，却聪明绝顶。你拥有积极进取的天性和聪明过人的才智，这可以让你获得巨大的财富以及影响力，而且你绝对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因为良知的感召而产生动摇，毕竟他们不会为了出人头地而不择手段。不管你是经商、从政，还是从事法律、金融、国际事务等诸多有影响力的职业，你都会抱着冷酷的激情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不会容忍通常意义下的任何道德与法律约束。只要有利可图，你就会篡改账目并撕毁证据，你会在自己的员工与客户（或者你的选民）背后捅刀子，你会为了金钱结婚，你会有预谋地对信任自己的人撒下弥天大谎，你会想方设法毁掉能力过人或能言善辩的同事，欺压没有发言权的弱势群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不受任何约束，而你行事之所以如此自由，是因为你毫无良知。
你会取得超乎想象、毋庸置疑的成功，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成功。有何不可？以你的聪明才智和不受良知羁绊的阴谋诡计，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不到的。
但你或许依旧未能成功——假如你并不是那块料。没错，你野心勃勃，为了出人头地会不择手段（你干出的某些事，心怀良知的人可能连想都没想过），但你并不是智力超群的人。你的智力可能在常人之上，而且大家都认为你很聪明，甚至是非常聪明，但你心里清楚，你的才智或创造力尚不足以让你取得梦寐以求的、可以呼风唤雨的权柄，因此你憎恶整个世界，而且嫉恨自己周围的人。
我们不妨设想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你对权力没有兴趣，是那种清心寡欲的人。你唯一的愿望就是日子不要太辛苦，所以你不愿像其他人一样工作。如果你缺乏良知，你的生活状态可能是打打盹儿、搞搞自己的爱好、看看电视或是整天出去鬼混。苟且偷安，外加亲朋好友的接济，你就可以无限期地混日子。大家背地里可能会说你没出息，或者说你是个意志消沉的可怜虫，他们也可能气愤地骂你是个懒鬼。等到他们对你更加了解之后，或许会大发雷霆，骂你是个废物、寄生虫。但他们绝对想不到，你其实是缺乏良知，你和他们的心智从根本上是不同的。
你要是把自己想象成为这类人，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自己疯了，因为这些人就是疯子，而且相当危险。不过，这类疯子大有人在，这个群体甚至还有一个专属称谓，精神卫生领域专业人士把这种缺乏良知或毫无良知的状况称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这是一种无法矫正的性格缺陷，目前的研究认为大约有4%的人属于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平均每25人当中就有1个是反社会人格者。这种良知缺失的状况通常也被称为“反社会人格”（sociopathy），或是更耳熟能详的词——“精神病态”（psychopathy）。“无罪感”（guiltlessness）其实是精神病学领域确认的第一种人格障碍，过去100年来，使用过的名称还包括“病态人格低劣”（psychopathic inferiority）、“悖德症”（moral insanity）以及“道德低能”（moral imbecility）。
根据目前精神病学领域的权威机构，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如果一个人至少拥有以下7个特征中的3个，那么这个人在临床上就足以被确诊为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
1．无法遵守社会规范；
2．惯于欺骗和操控他人；
3．行事易冲动，无法提前做出计划；
4．易怒，具有攻击性；
5．毫不顾及自身或他人的安危；
6．一贯不负责任；
7．在伤害、虐待他人或偷窃他人东西之后毫无悔意。
在其他研究人员和临床医师中，有很多人认为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定义更像是对“犯罪”（criminality）的描述，而不是对“精神病态”或“反社会人格”的描述。他们指出，反社会人格者这个群体还有其他一些记录在案的特征，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特征就是他们能说会道，表面上很有魅力，可以借此诱惑别人，而这里的诱惑不单单指两性之间的吸引力。反社会人格者身上的这种光辉和魅力，起初让他们看上去比周围的那些正常人更迷人、更有趣。他们比其他人更随性、更热情，在某种程度上更“复杂”、更性感、更令人愉快。这种“反社会人格魅力”有时会伴随一种浮夸的自我价值感，起初可能很有说服力，但仔细观察之后会显得奇怪甚至可笑（比如“总有一天这世界会见识到我的不凡”或是“要知道，我会让你遇到的所有异性都黯然失色”）。
另外，反社会人格者比正常人更加渴求刺激，这是他们经常罔顾个人安全做出危险的举动，或在社交、财务或法律方面铤而走险的原因。他们的特色能力是能够诱使别人和自己一起冒险，并以病态性说谎、哄骗以及依附朋友，成为“寄生虫”而著称。不管这类人受过多高的教育或者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在未成年时期都可能出现过行为问题，有时还可能包括药物滥用或青少年犯罪，而且他们永远都不认为自己应该为惹出的麻烦负责。
反社会人格者也以情感淡漠而著称，他们或许会把自己那空洞易逝的情感说成是情深意浓，实际上却是麻木不仁。他们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也没有兴趣与配偶建立真正的情感纽带。一旦剥离他们表面的光环与魅力，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婚姻是一厢情愿的，完全没有爱情基础，而且往往维持不了多久。如果说反社会人格者的配偶在他们眼中有价值的话，那是因为配偶被看成一种财产，反社会人格者可能会为失去这一财产而感到愤怒，但从来不会为此难过，也不认为自己应该对配偶的离去负责任。
这类疯狂、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真实存在于我们身边，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4%。
这4%的人口对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参照对比一下那些常见的病例，看看下面这些统计数据吧：厌食症的患病率估算为3.43%，虽低于反社会人格症的比率，但却已经要被视为一种流行病了；而知名度很高的精神分裂症的发生率大约只有1%，仅为反社会人格症发生率的1/4。美国结肠癌的发病率是每10万人当中约有40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认为这个数字已经“高得惊人”，但也只不过是反社会人格症发生率的1/100。说得更简洁一点，我们当中的反社会人格者要比广泛报道的厌食症患者还多，其人数是精神分裂患者的4倍，是结肠癌这类已知重大疾病患者的100倍。
我在协助病人及其家属应对他们平生所受的伤害和研究这些人的病史时发现，我们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深远而持久，通常很致命，而且这种现象惊人地普遍。对数百名幸存者的治疗经历让我越来越确信，全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公开并且直接地应对反社会人格问题。
每25个人中大概就有1个是反社会人格者，本质上说，他们是没有良知的人。这并不是说他们无法分辨善与恶，而是说即使他们辨清善与恶，其行为也不会因此受到约束。是非对错在理性上的差别并不能在情感上敲响他们的警钟、点亮他们的警灯，也不会让他们像常人一样心存敬畏。每25人当中就有1个完全没有负罪感或悔意的人，这种人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反社会人格在人类社会中的高发率对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余正常人有着深远影响，即便那些没有经受临床创伤的人也不能免于其害。那4%的人会损害我们的人际关系、榨干我们的银行账户、妨碍我们的个人成就，伤害我们的自尊，毁掉我们的太平生活。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很多人对这种心理疾病一无所知，就算有所了解，人们也只会想到“暴力型精神病态”，例如杀人犯、连环杀手、大规模杀戮狂人。很明显，这种人会一直触犯法律，一旦被抓就会被关进监狱，或许还会被处以极刑。但我们通常意识不到，也分辨不出我们身边真实存在的大量非暴力型反社会人格者，他们通常不会公然违法，所以法律制度拿这些人也没什么办法。
我们绝大多数人想不到“谋划一场种族灭绝战争”和“毫无负罪感地说谎，比如向老板讲同事的坏话”之间有什么对应关系。但两者间的心理对应关系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会让人不寒而栗。这种对应关系简单而又深刻，那就是两者都缺乏一种自我惩罚的内在机制。感性地讲，当我们做了一个让自己觉得很不道德、不符合伦理规范、不考虑别人感受或者自私的决定时，这个内在机制就会惩罚我们。如果我们把厨房里仅剩的一块蛋糕吃掉了，绝大多数人的心里多少都会产生一些内疚，更不用说故意或预谋伤害他人时的内心感受了。毫无良知的人自成一类，不管他们是杀人成性的暴君还是社交场上专会破坏他人谈话的讨厌鬼。
有无良知是对人类的一个根本划分，这种划分可以说比智力、种族甚至性别的划分更为重要。靠他人养活的反社会人格者与偶尔抢劫便利店的人或当代巧取豪夺的资本家之间的区别，或者一个普通的恶霸与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特征的杀人犯之间的区别，无非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欲望、智力、杀戮欲或仅仅是机遇方面的不同而已。但这些人与我们其余大多数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心理层面存在一个巨大的空洞，缺失了本该是人性功能中高度进化的那一部分。
对于属于那96%的常人来说，良知的概念如此深植于心，以至于我们很少会想到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良知都是一种本能反应。除非受到极大的诱惑（谢天谢地，这种诱惑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很难遇到），否则我们绝对不会在每一个道德问题上都纠结来纠结去。我们不会这样认真地问自己：我今天该不该给孩子午餐费？该不该偷同事的公文包？该不该抛下爱人一走了之？是良知在背后默默地、自动地、持续地为我们做出了这些决定，以至于我们难以想象活在一个缺乏良知的世界将是怎样一幅图景。因此，如果有人做了一个完全没有良知的决定，我们就会很自然地为他们做出一个与真相完全不相符的解释：她一定是把给孩子午餐费这件事儿给忘了；那个人的同事一定是拿错了她的公文包；那个人一定是和自己的配偶过不下去了。或者，假如我们并没有很仔细地调查过这些人，我们就会想出一些标签来解释他们的反社会行为：他“很古怪”“很有艺术气质”“相当好胜”“很懒惰”“很愚蠢”或“总是这么无赖”。
良知是个全知的监工，它为我们的行为定下规则，当我们违反时，良知就会对我们施以情感上的惩罚。我们从来不必寻求良知，良知就像皮肤、肺或心脏一样天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上。从某种方式上讲，我们甚至不能把拥有良知算作一种成就而产生自我褒奖的心理，而且我们也无法想象自己没有良知的感受。
“无罪感”也是一个特别让人迷惑不解的医学概念。与癌症、厌食症、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甚至其他“人格障碍”（例如自恋）十分不同，反社会人格似乎还有道德层面的含义。反社会人格者几乎总是会被视为很邪恶或很残忍，就连（或者说尤其是）精神卫生方面的专家也这么认为，而且我们通过文献里的生动描述，也会对这些人产生一种反感。不知何故，他们就是破坏道德，令人恐惧。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开发出一个叫作“精神病态检测表”的工具，该检测表已经成为目前全世界研究人员以及临床医师的标准诊断工具。黑尔是位头脑冷静的科学家，他这样描写他的研究对象：“任何一个人，包括专家在内，都会被这些人欺骗、操纵、煽动或迷惑。演技高超的精神病态者能够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弦……最佳防御之道就是看清这些人掠食者的本性。”而赫维·克列莱（Hervey Cleckley）在其1941年出版的《精神健全的面具》（The Mask of Sanity）这本经典教科书中，对精神病态做出如下指控：“对于一个精神病态者来说，美与丑（除了外表意义上的）、善、恶、爱、恐惧以及幽默都没有实际意义，这些都无法打动他。”
反社会人格就是有这样一种奇怪的能力，它甚至可以让经验丰富的专家感到茫然。反社会人格的概念与灵魂以及善恶的概念非常接近，这种关联很危险，因为这会让人难以对其做出清晰的思考。这个问题在本质上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他们与我们”的对立，因此会在科学、道德以及政治领域引发令人头痛的争议。
作为一名心理医生，一个普通人，我见过太多生命几乎被一些没有良知之人的决定和行动毁掉。这些没有良知之人不仅危险而且相当难于辨识。即便没有暴力倾向（尤其是当他们跟我们很熟或很亲近的时候），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毁掉一个人的生活，也都有能力把整个人类社会变成一片危险之地。在我看来，这些没有良知者对其余人的操纵，就是美国著名小说家菲茨杰拉德在《夜色温柔》中所说的“弱者的暴政”中一个极为普遍且恐怖的例子。我认为所有具备良知的人都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些没有良知者的日常行为是什么样子，这样才能够辨识并有效应对这些缺德而又残酷无情的人。
第1章 第七感
良知是什么
这件事的真相很有趣，我们做的许多看似很有良知的事情，背后的驱动力都是一些其他因素，如恐惧、社会压力、自尊，甚至仅仅是习惯而已。
但说实话，对宠物好其实也不见得就是有良知。任何一个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为了达到操控他人的目的，都能在短期内表现得像圣贤一般友善。真正有良知的人通常都没那么友善，不管是出于愚昧，还是像乔一样缺乏共情，或只是一般心理学所讲的“否认”（denial）作用。
不管是善意的行为、谨慎的行动，还是对别人会如何看待自己的感想，或者为了个人尊严而做出的令人敬佩的举动，都如良知一样，至少在大多数时候都会对世界产生积极效应，或许都能促成回家喂狗的结果，但这些都不能被定义成良知。这是因为良知根本不是某种行为，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不是我们的想法或深思熟虑的东西。良知是我们感受到的东西。换言之，良知既非行为也非认知，它主要存在于“感情”领域，更为人熟知的说法叫“情感”。
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讲，良知是一种基于情感依附的义务感。这种情感依附的对象可能是另一个生物（包括但不仅限于人），也可能是一群人，有时甚至可能是全人类。如果脱离了对某人或某物的情感联系，良知就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良知与我们称之为“爱”的那种情感密切相关。这种关联赋予真正的良知一种韧性，让良知对有良知的人产生惊人的支配力，或许还赋予良知一种能够让人困惑和沮丧的性质。
良知可以激励我们做出看似不符合理性判断，甚至有损自我的决定，从微不足道的琐事到各种英雄事迹，从错过8点钟的会议到为了自己的国家经受严刑拷打，依然坚韧不屈。良知之所以能够驱使我们做出这些行为，只是因为它的动力来源正是我们最为强烈的情感。当我们目睹或听闻有人出于良知而做出的行为，哪怕是喂狗这样普通的行为，都会让我们心中欣慰，因为任何出于良知的抉择都会让我们联想到背后的亲密关系。
良知发展史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良知，良知这种干预性的义务感建立在我们对其他人的情感依附之上。有些人从来都不会因为让别人失望、伤害别人、剥削别人甚至杀害了别人而感到强烈的不安。如果前五感（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属于生理范畴，而“第六感”是我们所谓的直觉，那么良知至多可以算作第七感。第七感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发展得比较晚，而且目前还远谈不上人人皆有。
“恶”并不反映人的个性特征，而且从来都无法与某一特定的社会角色、种族或身材可靠地联系在一起，这让神学家和近代科学家迷惑不已。纵观人类历史，我们花费了很大力气才解决了“善”“恶”之辨，也才找到方法来解释“为什么某些人身上似乎只有恶”。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学者圣哲罗姆（Saint Jerome）用希腊语synderesis（良知）来描述人类与生俱来的、感受善与恶之间差异的神赐能力。他诠释了以西结（Ezekiel）在《圣经》中所描述的四个生灵从一朵“周围有光辉，向外不断冒火”的云中显像。每个生灵都有人身，但各有四张不同的面孔。前面是人脸，右侧是狮脸，左侧是牛脸，后面是鹰脸。圣哲罗姆这样解读以西结的梦境：人脸代表人类的理性，狮脸反映人类的情感，牛脸象征人类的欲望，而翱翔的鹰是“良知的火花，即使在该隐（Cain）的心中也仍然没有熄灭……而在我们被邪恶的欲望或放肆的灵魂打败的时候，良知会让我们产生罪孽深重的感受……然而，我们在一些人身上看到，这种良知泯灭；他们毫无负罪感，对自身的罪孽也不觉得羞耻。”
几百年来，关于良知的讨论倾向于围绕人类理性与上帝赐予的道德知识之间的关系而展开。期间还出现了逻辑推论方面的争论，最近的争论是关于“相称主义”的，是一个神圣的漏洞，即为了得到“善”的结果，理性会要求我们做“恶”的事情，例如“正义之战”。
但到了20世纪初，内科医生兼科学家（也是无神论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欧洲和美国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良知”本身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弗洛伊德提出，幼儿的心智在正常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叫“超我”的内化权威，它会逐渐取代实际的外在权威——并非上帝，而是孩子的父母。弗洛伊德用他“发现”的超我概念有效地把良知从上帝手中夺走，良知由此落入凡俗家庭所焦急渴望的控制范围。良知的这种变动，要求我们对那个沿袭了几百年的世界观做出一些艰难转变。我们的道德指引突然呈现出致命的缺陷，而绝对真理从此以后就必须给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不确定性让路。
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新的心智结构模式没有按照人、狮子、牛和鹰的四面性来划分。相反，弗洛伊德用了三分法，将心智结构模式分成：“超我”“自我”和“本我”。“本我”包含性冲动在内的所有与生俱来的本能，以及各种生物性的欲望。因此“本我”通常都会与文明社会的要求彼此冲突。而“自我”则是心智的理性和有意识的一面。“自我”能够合乎逻辑地思考、制订计划以及记忆，正因为“自我”具备这些能力，所以“自我”可以直接与社会形成互动，并且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帮助比较原始的“本我”把事情做好。“超我”是儿童在理解父母或社会所加诸的外部规则之时，在“自我”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心智发展过程中，“超我”最终会成为一股独立力量，单方面评判或引导儿童的行为和想法。“超我”是一种命令式的、能给人造成愧疚感的内在声音，这个声音甚至会在你独处一室之时对你说“不行”。
不管人们对这套理论持有何种不同看法，弗洛伊德的成就必须得到肯定，因为他认识到道德感并不是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神秘法典，相反，它是动态变化的，并且与重要的家庭和社会纽带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弗洛伊德用其关于“超我”的著述，让逐渐觉醒的科学界认识到，人们对法律与秩序的习惯性尊重并不仅仅是外界强加的结果。遵守规则、尊重美德的主要动力源于我们在婴幼儿时期就萌生的内在需求，即我们需要家人以及我们生存其中的人类社会能够保护和接纳我们。
良知与超我
即便如此，“超我”跟良知也不是一回事。“超我”在主观感受上可能跟良知有些类似，像是良知的一小部分，但它本身并非良知。这是因为弗洛伊德在对“超我”进行概念化的时候，可谓是不分良莠全盘否定。他把“道德绝对主义”从心理学思想中驱逐出去的同时，也将其他东西一并排除在外。非常简单，弗洛伊德把“爱”以及所有与“爱”相关的情感全都排除在外。尽管弗洛伊德常说，儿童除了畏惧他们的父母，也会爱他们的父母，但他所描述的“超我”却完全是建立在畏惧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正如我们孩提时畏惧父母的严厉批评一样，我们长大之后也会畏惧“超我”对我们的呵斥。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恐惧。在弗洛伊德的“超我”里，影响良知建立的爱、同情、温柔或其他任何较为正面的情感都没有存在的空间。
事实上，存在于一些人身上的第七感主要是建立在爱和同情之上。几百年来，我们对良知的认识在不断进步，从信仰一个由上帝指引的synderesis，到相信一个会执行惩罚的、父母一般的“超我”，再到理解良知深深根植于我们关心别人的能力之中。第二次进步，即从脑海中的审判到内心的命令，让我们对人性的看法不再那么玩世不恭，而是存有更多的希望，同时让我们认识到，个体需要承担更多责任，有时甚至是更多的痛苦。
乔之所以决定放弃开会是因为童年时父亲灌输给他的下意识里对于养狗的恐惧，还是因为他想到锐步的处境时就会痛苦万分？是什么让乔做出了如此抉择？是纯粹的“超我”还是彻底成型的良知？如果是良知的话，那么乔决定不参加已经安排好的工作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个事实：良知并不总代表遵守规范，这或许有些讽刺。良知把人（有时候是动物）置于行为准则和制度期望之上。被强烈的情感强化的良知就像是胶水，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而且黏得比胶水还紧。良知比法律更珍视人道主义理想，如果事情到了危急关头，良知甚至不惜让自己去坐牢，而“超我”绝不会这么做。
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超我”会这样斥责我们：“你怎么这么调皮”或“你还不够资格饲养宠物”。一个强大的良知则会坚持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必须照顾他（或她、它、他们）”。
建立在恐惧之上的“超我”会躲在黑色帘幕后面指责我们的错误，并且绞扭着它的双手。良知则会推动我们去关心别人，自发做出或大或小的善举。建立在情感依附上的良知会让一个年轻母亲放弃购买她钟爱的指甲油，而是把钱拿去给宝宝买一小罐奶油豌豆泥。良知会保护亲密关系的特权，让朋友们信守承诺，阻止气急败坏的夫妻恶言相向；良知会让精疲力竭的医生凌晨三点起床接听一个心怀恐惧的患者打来的电话；良知会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挺身而出揭发恶行；良知会号召人们进行反战游行。是良知让人权工作者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工作。如果良知与非凡的道德勇气同在，它所成就的便是特蕾莎修女、甘地、曼德拉这样的人。
第2章 冰人：反社会人格者
超级斯基普
斯基普就是一位反社会人格者。他没有良知，没有基于对他人情感依附的义务感。而他日后的人生（稍后我们会谈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让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没有良知的高智商成年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正如我们难以想象如果自己毫无良知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所以你也很难凭借想象构建出这类人的准确形象。这类人毫无道德之心，而且对他人漠不关心，那他最后的下场是被孤立在社会的边缘吗？他一直在威胁他人，怒骂他人，做出种种虚假浮夸的表演，这些都是因为他缺少最基本的人性——良知吗？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斯基普长大之后变成一个杀人凶手。他最终或许会为了钱杀死父母，或许自杀而死，或许被关进一家戒备森严的监狱。这些事情听上去都很有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却没有。斯基普依然活得好好的，他从来就没杀过任何人，至少没有直接动手，而且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过任何一所监狱。相反，他在继承父母的财富之前，就已经飞黄腾达、事业有成了。如果你在餐厅或街头遇见他，你看到的很有可能是一位整洁得体、一身高档商务西装的中年男子。
这怎么可能呢？他恢复成正常人了吗？他改过自新了吗？都没有。事实上，他变得更加糟糕了。他变成了超级斯基普。
斯基普26岁时加入了Arika公司，这家公司生产开采金属矿石所用的爆破、钻孔和运载设备。斯基普在所有关键时刻都会展露他那湛蓝的双眸以及令人目眩神迷的微笑，在他的新老板们看来，斯基普在激励销售代表、影响人脉的方面有着魔力一般的天赋。对斯基普而言，他发现操纵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并不比小时候怂恿蒂姆去南卡罗来纳州替自己买鞭炮难多少。当然，他撒起谎来也是越来越从容，如同呼吸一样自然而又简单。更棒的是，受长期无聊困扰的斯基普非常享受快进快出的冒险所带来的压力感，而且他更乐于冒一些没人敢冒的大风险。进入这家公司未满三年，斯基普就已经去过智利勘探铜矿，也去过南非勘探金矿了，他的成绩让Arika公司最终成为全球第三大矿井与露天矿坑采矿设备供应商。Arika公司的创始人（斯基普私下里认为他是个笨蛋）非常赏识斯基普，所以送给斯基普一辆全新的法拉利GTB作为“企业的赠礼”。
婚礼前一周，斯基普的母亲（现在对朱丽叶已经比对自己的儿子还要亲）心力交瘁地质问儿子：“这桩婚事……你真的要毁掉她的人生吗？”斯基普像从前一样，一开始并没有把母亲的话当回事。但接着他好像突然发现了有意思的事情，于是咧嘴大笑回应母亲的不满：“咱俩都很清楚，她将永远蒙在鼓里。”这番话起初让斯基普的母亲困惑了一阵，但她随后被儿子的无情吓得浑身发抖。
斯基普结了婚，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每年还给Arika公司带来近8000万美元的业绩，他在36岁生日之前就当上了该公司国际部的总裁，并且成为公司董事会的一员。此时，斯基普和朱丽叶已经育有两个女儿，重视家庭的好男人的公众形象就此伪装完成。他为公司做出商业贡献的同时，也让公司付出了一定代价，但没有什么代价是不能用成本效益核算的方式来处理解决的。员工们会抱怨斯基普“侮辱人”或是“很歹毒”，有个女秘书声称斯基普强迫她坐在他的大腿上，而在她反抗的时候却被斯基普折断了手臂，于是将Arika公司告上法庭。这个官司最后是庭外和解的，公司付给这位女员工5万美元作为封口费。5万美元对于公司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他可是“超级斯基普”，老板很明白维护他所花的这笔钱非常值。
一场游戏
斯基普并没有被遗弃在社会的边缘，他也没有信口开河，当然也（还）没有进牢房。事实上，他非常富有，在很多圈子都很受尊敬，或者至少是那种巧妙伪装成尊敬的畏惧。那么，这一切到底有什么问题？或者我们应该这样问：最最严重的问题出在哪儿？虽然斯基普很成功，可他的人生却是一场悲剧，他也给许多人的生活制造了悲剧，他最主要的缺陷是什么？答案就是：斯基普对其他人没有情感依附，一点都没有。他就像一块寒冰。
我们绝大多数人往往都有一种以貌取人的非理性，而斯基普的外表看起来永远是那么得体。他懂得如何微笑，他非常迷人。我们不难想象，当老板送他一辆法拉利时，他表面上会对老板露出一副阿谀奉承的样子，而同时心里又在嘲笑老板是个蠢货，因为他内心里根本不会对任何人怀有感激之情。他拥有精湛的说谎技巧，并且说谎成性，他说谎时没有一丝罪恶感，因此不会在肢体和面部表情上露出破绽。他会利用自己的性感魅力操纵别人，而且通过扮演受人尊敬且几乎难以被人戳穿的角色，例如企业巨星、女婿、丈夫、父亲来掩藏自己空虚的情感。
如果斯基普的魅力、美色以及演技都失灵的话，他就会使出必杀技——恐吓。他的冷血会让人产生深度的恐惧。罗伯特·黑尔写道：“很多人都很难应付精神病态者强烈的、不带感情的或‘掠食性动物’般的凝视。”对于斯基普生活中的那些比较敏感的人来说，斯基普就像是一位不带感情的猎人，他那湛蓝的双眸（在他妹妹看来是有些“诡异”的眼神）正在盯着心理层面上的猎物。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些人被他盯着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保持缄默了。
从斯基普的无懈可击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能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反社会人格者。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语言来讲，他“对刺激的需求多过常人”，所以他经常会冒很大的风险，并且也会毫无罪恶感地引诱他人一起加入冒险行列；他童年时代就展现出了“行为问题”，但由于父母动用了社会关系特权，而没有让其记录在案；他爱欺骗和操纵别人；当他和那位被他弄断手臂的女员工，以及其他一些连遭遇都不为人知的女性在一起时，可能会突然变得暴力起来，而且“毫不顾及他人安危”。或许斯基普唯一没有表现出来的经典“症状”就是药物滥用，他做过最接近这一点的事情只是在晚餐后喝太多的威士忌，否则，他反社会人格的图景就完整了。他对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其实并没兴趣，他一贯不负责任，而且从无悔意。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靠其他人来激励自己，让自己拥有欲望。我们的希望与梦想的驱动力是人，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人、离我们很远的人、我们心爱的已经过世的人、赖在身边的讨厌鬼、让我们触景生情的地方，甚至还有我们的宠物。他们占据着我们的心田，充斥在我们的脑海中。甚至我们身边那些最内向的人也是由他自己的人际关系决定的，我们被他人给我们造成的反应、感受、厌恶和喜爱所占据。情感欺骗、浪漫爱情、抚养、抛弃以及破镜重圆，这些几乎构成了所有文学作品和歌词中的桥段。我们绝对是由社会关系构成的生物，从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开始就是如此。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说，她在尼日利亚城市贡贝观察到的黑猩猩“有一整套用于维持或重塑社会和谐的行为……离别之后它们会以拥抱、亲吻、轻轻拍手和握手的方式迎接归来的一方……它们会聚在一起花很长时间悠闲地帮彼此梳理毛发，这也是一种社交行为。它们会分享食物，关心伤病成员”。所以，要是我们跟他人之间缺少了原始的依附关系，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很显然，我们会变成玩游戏的人，变成一盘巨型象棋比赛的玩家，而我们的同胞则是棋子，因为这就是反社会人格行为和欲望的本质。斯基普唯一想要的东西，也是唯一剩下的东西，就是赢。
他就是超级斯基普。在他看来，只有策略和报酬才是让他感到刺激的东西，他这一辈子都是在想办法把游戏玩得更绝。对斯基普而言，游戏便是一切，但他是不会说破这一点的，因为他非常精明。他觉得我们其余的人都很天真、很愚蠢，因为我们不会采用他的方式来玩游戏。这正是没有情感依附、缺乏良知的人心中的想法。生命在他眼中沦为一场竞赛，其他人似乎都是被移动、充当挡箭牌或者用完便弃掉的棋子。
控制他人的终极形式也许是夺走那个人的生命，当我们想到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反常行为时，很多人最先映入脑海的就是精神病杀人狂或冷酷的连环杀手。除了具有反社会人格的国家领袖（他们能左右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制造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发起不必要的战争）之外，在缺乏良知的人中，精神病态杀人狂无疑是最骇人听闻的范例，虽然是最骇人听闻，但并非最为常见。反社会人格杀人狂臭名昭著，我们在报纸上读到过他们的消息，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们的新闻，在电影中见过他们的荧幕形象，一想到这些杀人不眨眼且从来不会忏悔的反社会人格怪物正躲在我们中间，我们心里就会打怵。但与这种流行的看法相反的是，绝大多数反社会人格者都不是杀人凶手，至少他们不会亲手杀人。我们从统计数据上就能印证这一点。大约25个人当中就有1个反社会人格者，但真是谢天谢地，除了在监狱、帮派里或是在受贫困、战乱摧残的地区，人群中出现杀人犯的概率可以说是非常之低。
如果一个人兼具反社会人格和嗜血狂魔的特质，那他将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可怕人物，而结果将是一场戏剧般的，甚至是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噩梦。但绝大多数反社会人格者都不是杀戮狂或连环杀手，他们不是泰德·邦迪这样的恶魔。相反，他们大都只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会被认出来。大多数没有良知的人都比较像斯基普或邮票男，比如拿孩子当工具的母亲、故意打击脆弱无助病人的临床医师、勾引并操纵恋爱对象的情圣、把你的银行账户洗劫一空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商业伙伴、很会利用别人并对此矢口否认的迷人“朋友”。反社会人格者谋划出的控制他人的方法，也就是那些为了确保“赢”的诡计，可以说五花八门，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肢体暴力。毕竟，暴力过于惹眼，除非是用在毫无招架之力的儿童或者动物身上，不然很容易成被逮到而变成罪犯。
尽管残暴的杀人狂出现时的确令人毛骨悚然，但他们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良知缺失最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游戏”才是主因。游戏的奖励从统治世界到一顿免费的午餐不等，但他们玩的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游戏：控制别人、让别人心惊胆战、“赢”。很明显，如果没有了情感依附或良知，人际意义中就只剩下了这样的“输赢”。一旦人际关系变得一文不值，杀人有时便成了维护自己支配地位的手段。但在更多时候，通过捕杀青蛙、在征服异性的事情上大获全胜，引诱和利用朋友，去智利开采铜矿或者偷邮票来让别人手忙脚乱这些方式，就能达到支配的目的。
反社会人格者知道自己具有反社会人格吗
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我们评定为邪恶的人往往都不会觉得自己的生存方式有任何问题。反社会人格者臭名昭著之处就在于他们拒绝为自己所做的决策或决策产生的后果负责。事实上，拒绝把自己的恶行导致的结果视为跟自己有关的行为，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语言来说就是“一贯不负责任”，这就是反社会人格诊断的依据所在。斯基普的人格中就展现出了这一面，他曾辩称那个女员工的手臂骨折是她自己弄断的，因为她没有爽快地屈从于斯基普。没有良知的人经常会说的一句令人叹为观止的瞎话是“我没做错任何事情”，这类例子数不胜数。最有名的一例要数芝加哥禁酒时期的黑帮老大阿尔·卡彭的一段话：“我明天就要启程去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德斯堡，让芝加哥尊贵的市民可以尽情品尝美酒佳酿。我已经厌倦了这份工作，这是一份没人感激、充满悲伤的工作。我把一生最好的时光都花在了为民众谋福利的事业上。”其他的反社会人格者不会花工夫杜撰这种迂回的说理，或者说他们地位还不够，没人会去听信他们的强盗逻辑。相反，当他们面对明显是自己闯出来的祸时，只会轻描淡写地来一句“不是我干的”，从外表完全看不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谎话。反社会人格者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根本无法自我反省，正因为他们跟其他人都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交情，他们最终只剩下非常微薄的关系，也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反社会人格者相信的，那就是相信自己的生存方式优于我们。反社会人格者总会谈论别人的天真和在他们看来荒谬的良心不安，或者谈论自己的好奇心，好奇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愿意操纵别人，哪怕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或者，他们会建立一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论：人们都像他们一样寡廉鲜耻，只不过有些人会假装自己有一种叫作“良知”的虚构之物。从后面这个论点来看，反社会人格者会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坦率诚实的人。他们在这个弄虚作假的社会里“真实地”做人。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在他们意识之外的某处，有一个微弱的内在声音在低声私语：有个东西不见了，一个别人都有的东西不见了。我这么说的原因在于，我曾经听反社会人格者说过他们感到“空虚”，甚至感到“空洞”。还有就是因为，反社会人格者嫉妒的，而且作为游戏的一部分他们想要破坏的，通常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性格结构里的某种东西，而且鲜明的个性通常特别容易成为反社会人格者攻击的目标。此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反社会人格者的目标是人类，而不是地球或物质世界里的任何东西。反社会人格者希望和别人一起玩游戏。他们对于挑战无生命的东西并没多大兴趣。即便是摧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也是因为那里面住着人，他们想要这场灾难被人们看到和听到。这个简单而又重要的观察意味着，反社会人格者与其他人存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身份认同，跟人类这个物种本身还有某种联系。然而，这种能够让他们产生嫉妒心理的天生的薄弱联系，相对于大多数人对彼此以及对同胞生出的复杂而又丰富强烈的情感而言，便会显得过于肤浅和贫乏。
第3章 当良知沉睡时
良知是意义的缔造者。作为一种根植于我们彼此情感纽带中的约束感，良知会阻止人生堕落为一场企图控制我们人类同胞的漫长而无聊的游戏。良知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每一种限制，都让我们在某个时刻感受到自己跟别的人或物有着某种联系，良知是我们与通常并无意义的、计划之外的人或物之间的桥梁。考虑到还有一种像斯基普那样冷血的人，我们都衷心期盼自己能够拥有良知。
真相是，即便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他的良知也不会总是维持在同一水平。良知之所以变化无常，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它深居在一个不可靠的、由需求驱动的凡胎俗体之内。当我们精疲力竭、生病或受伤的时候，包括良知在内的所有情感功能都有可能临时妥协。
良知带给我们的崇高感，也就是给我们带来情感联系和意义的东西，有时会受到某种与是非对错或我们的道德感毫不相关的因素的显著影响，比如感冒、失眠、车祸或牙痛之类的事情。正常状态下的良知永远都不会消失，但当身体虚弱的时候，良知会沉睡、会走神。
有两件事可以让持续的、清醒的良知在我们眼中变得很英勇：一件是身体受到侵袭，另一件是心理上遭遇巨大的恐惧。如果一个人在重病或重伤的情况下，或者在恐惧之中依然能够忠于他情感依附的对象，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勇气可嘉。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前线士兵，尽管自身负伤，却还会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营救战友。我们之所以坚持用“勇气”这个概念来描述这样的行为，是因为我们都承认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一般只有在巨大的痛苦和恐惧之下，良知的呐喊才会更加掷地有声。如果乔能够带着39度的高烧特地驱车回家照顾锐步，这种行为就会让我们觉得难能可贵。我们不仅会对乔报以感动的微笑，还想要拍拍他的背以表敬佩。
很奇怪的是，另一个会对良知产生影响的身体因素是激素。为了简明地阐述它对良知的损害，我们不妨看看美国领养信息研究中心给出的数据：近期在美国出生的儿童中，有15%～18%的宝宝是妈妈在怀孕时就“不打算要”的。当然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其中的一些怀孕是由于疏忽或意外导致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有成千上万的美国新生儿，仅仅是因为他们父母的良知被生理欲望侵蚀了短短几分钟，现在就只能以“父母不想要的孩子”的身份毫无安全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谈到性压力时，我们都承认跟生物本能对抗有多么困难，因此我们会把“美德”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授予那些保住良知的人，我们在40岁时通常要比20岁时更能做到“坐怀不乱”，而只要上了年纪，你就能拥有这种“坐怀不乱的美德”。
良知也会不幸地遭到生物性因素的破坏，这其中就包括各种精神分裂症，这类病症有时会导致一个人在妄想下行动。当一个人的大脑受到这样的损伤，“是那些声音叫我这么做的”就不再是个笑话，而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而对于病情时好时坏的精神病患者来说，他们有可能从疯癫中“清醒过来”，从而发现自己在妄想的摆布下，违背了自己的良知和意志。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身体施加给良知的压力相当有限。
道德排他
有时候，那些被我们排除在道德之外的人是罪有应得，恐怖分子就是这类人。其他的例子还有战争犯、人贩子和连环杀人狂。每一个例子都可以（也已经）让我们得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论点（先不论对错），即我们不必怜悯这些人。但在大多数例子中，我们往往会在不经考虑也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把人贬为非人，纵观历史，我们这种贬低人性的倾向到最后常常都会演变为对那些原本无辜之人的敌视。那些曾经被贬为不是人类的、非我族类的名单非常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名单所列的族类几乎囊括了我们所有人：黑人、同性恋、美洲原住民、犹太人、外国人、“女巫”、女人、基督徒、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穷人、富人、爱尔兰人、英国人、美国人、僧伽罗人、泰米尔人、阿尔巴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胡图人、图西人、伊拉克人等，不一而足。
而一旦其他的某个群体被我们贬低为畜生，我们就可能对这个群体胡作非为，尤其是在某个权威一声令下的时候。此时良知不再是必需品，因为良知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而不是人与畜生的关系之上。我们的良知依然存在，甚至还可能非常严苛，但它只用于我们的同胞、朋友以及孩子，而不是用在“你们”身上。你们被排除在我的道德世界之外，而且我可以不受惩罚地，甚至是在我所属群体的鼓励之下，把你赶出家门，射杀你的家人或者把你活活烧死。
皇帝的新装
当良知陷入深度催眠状态，当良知在酷刑、战争或种族灭绝中沉睡，到底是人们的第七感会逐渐醒来，还是没有道德的噩梦会继续进行，关键在于政治领袖以及其他一些大人物此时的抉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领导人能够以务实的态度和方针处理棘手的问题和群体的不安，而不是寻找其他族群来充当替罪羔羊，就能够帮助我们重拾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他人”。一段时间后，道德领导力的作用便会显现。但历史还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良知的领袖可以让整个群体的良知继续沉睡，让灾难加倍。这类领袖通过基于恐惧的政治宣传，放大某种具有破坏性的意识形态，让人心惶惶的社会成员把“这群畜生”视为破坏他们乃至人类美好生活的罪魁祸首，让他们相信这场冲突是堪比史诗的善恶之战。一旦这些信念散播开来，用毫无怜悯、丧尽天良的方式和令人胆寒的从容姿态镇压“这群畜生”，就会变成不容置疑的使命。
第二种类型的领袖在历史上的一再出现，引发了一长串令人错愕的问题。为什么人类要像没头脑的答录机一样，一再忍受这种悲剧的发生？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容忍那些在一己私利或曾经的心理创伤驱使下行动的领袖，把苦难和政治危机煽动成武装冲突和战争？最糟糕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让斯基普这样会杀青蛙、会折断别人手臂的人来玩弄、操纵或主宰他人的生活？我们的良心是什么做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为自己的真实感受挺身而出？
一种解释是我们出现了精神恍惚，这让我们相信那些垂死的人只是“畜生”。当然恐惧总是会存在的，而且通常伴随着无助感。看看周围的人群的反应，我们会暗自盘算，“会有那么多人跳出来反对我”，或者“我没听说有人挺身而出抗议这件事”，甚至更加听天由命，觉得“世道一贯如此”，或者认为“政治就是这样的”。这些感受和看法都可以对我们的道德感进行强有力的消声，但当我们考虑良知被权威禁锢的时候，有件事情甚至比把“他人”客体化更有效、更基本，比无助感更让人感到厌烦和悲惨，而且这件事很明显比恐惧本身更难克服。很简单，那就是我们被设定为服从权威，甚至违背自己的良知。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性研究重现了那么多相同的结果，他由此得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按照别人的要求行事，只要他们认为这个命令来自一个合法的权威，就不会去管要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且他们也不会受到良知的约束。”这个论断曾困扰过也激励过很多研究人性的学生。米尔格拉姆认为，权威之所以能够让一个人的良知沉睡，主要是因为服从权威的人做出了“想法调整”（adjustment of thought），即认为自己不必为自身行为负责。在他的心里，自己不再是一个必须为自身行为负起道德责任的人，他把一切责任与主动权都交给那个外部权威的代理人。这种“想法调整”能够让仁慈的领袖更加容易地建立秩序、进行管理，但同样的心理机制也会无数次迎来自私的、恶意的甚至反社会的“权威”。
当良知划定界限
权威让良知变得迟钝的程度受到我们对权威合法性认识的影响。如果下指令的人被视为低人一等的附庸，或是跟自己平起平坐的人，那么这个“想法调整”或许永远都不会发生。在米尔格拉姆最初的实验中，最后拒绝继续进行实验的少数派当中，有一位32岁的工程师，他显然认为身着实验室白大褂的科学家在智力上最多是跟自己平起平坐。这个工程师推开电击发生器旁边的椅子，用气愤的语调对米尔格拉姆说：“我是电气工程师，我尝过电击的滋味……我想我可能做得太过分了。”在后续的采访中，米尔格拉姆问他谁该为电击另一个房间的人负责时，他完全没有把责任推给主持实验的人。相反，他回应道：“我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我们必须承认，教育是决定良知是否能够保持警觉的一个因素。但如果认为学识可以直接增进人类的良知，那就大错特错，太自以为是了。教育有时能够加深人们对权威人物合法性的认知，这样一来就不会不加质疑地去服从权威。如果一个人受过教育或掌握知识的话，或许他就能够坚持把自己认定为合法权威。
在米尔格拉姆另一个版本的实验里，他用“普通人”而不是科学家向实验对象发出执行电击的命令。当“普通人”接替身着白大褂的实验室科学家掌管实验的时候，实验对象中服从命令的人数比率从62.5%降到了20%。对权威的包装程度和实验对象的认知水平就算不是决定结果的全部因素，也能明显看出它们已经相当接近全部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违抗一个看起来跟我们差不多的家伙发出的命令，但大多数人都会服从一个看起来更像权威的人。在领袖和专家可以通过电视机魔幻般地来到我们身边的时代，任何人几乎都能被电视包装成位高权重、非同一般的人物，所以这个发现格外受人关注。
与权威的距离和战争时所需的实实在在的服从性密切相关。一旦开战，个人良知就会跟杀人行为划清相当严格的界限，这让那些认为“人类天生就爱制造战争”的人感到惊讶。良知的这一特征在普通人身上体现得如此顽强，因此军事心理学家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军事专家现在已经知道，如果要让士兵做出可靠的杀敌行动，就一定得让权威人士亲临部队下达命令才行。否则，战场上的人在接到杀敌命令时通常会敷衍了事，会故意瞄偏或干脆不开枪，以免违背自身良知强大的禁令。
马歇尔准将是二战期间美国在太平洋战区的一位战争史学家，他后来成为欧洲战区的官方御用史学家。他写过很多二战时期的事件，当军事将领现身军营来下达命令时，几乎所有士兵都会服从命令开枪射击，一旦将领离开，射击率便立刻掉到15%～20%。马歇尔认为，如果士兵在战斗区域没有直接接到射击命令，他们就会有如释重负之感，“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比较安全了，而是因为他们了解到一个欣慰的事实——自己暂时不必被迫杀人了。”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和伞兵戴夫·格罗斯曼中校在他的著作《关于杀戮：在战争与社会中学习杀人的心理成本》中，回顾了马歇尔的观察报告、美国联邦调查局对20世纪50～60年代执法人员当中不开枪率的研究以及诸多战争（包括美国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马岛战争）中关于不开火的观察报告。格罗斯曼从这些资料中得出以下结论：“历史上绝大多数战士，在他们能够杀敌或应该杀敌的关键时刻会发现自己是一位‘拥有良知的异议人士’。”在考察了大量有关一线士兵通常会反抗或偷偷破坏杀敌机会的历史证据之后，格罗斯曼得出一个“新颖而又令人欣慰的关于人性的结论，尽管暴力和战争是打不破的传统，但杀人并不是人类的天性”。为了打破士兵们良知的底线，让他们能够刺下刺刀或扣动扳机去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军方必须对士兵进行悉心教导、心理调校，而且要安排权威亲临战场对他们发号施令。
而且，不断提醒士兵面对的敌人仅仅是一群“畜生”、该死的德国佬、吊眼梢的东亚人、该死的朝鲜人，有利于助长“道德排他”心理。诚如彼得·沃森在其著作《心中的战争：心理学在军事上的应用与滥用》（War on the Mind：The Military Uses and Abuses of Psychology）里所写，“当地习俗的愚蠢之处被拿来嘲笑”，还有“当地名人被抹黑成恶魔”。
国家领袖在战时发表的演说（在当代是通过电视广播传送到我们的客厅里的），总是竭力强调绝对必要的军事任务这一主题，这是让杀人变得正当的崇高召唤。而矛盾的是，权威之所以更乐于把这种态度投射于现实，是因为良知重视崇高的召唤，并且对正直一方有着归属感。换句话说，良知是可能被欺骗的，在需要杀死陌生人的时候，通常需要对杀人者的良知进行欺骗。
因为战争的本质就是杀戮，所以战争是良知和权威之间的终极竞争。我们的第七感要求我们不可以夺人性命，而当权威支配了良知，士兵就会被诱至战场杀人，他很有可能马上就会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下半辈子都会处于痛苦之中，伴随创伤记忆而来的是抑郁、离婚、外物成瘾、溃疡症以及心脏病等。对比之下，有关越战老兵的研究已经表明，没有被逼着杀人的老兵跟那些服役期间没有上过战场的人一样，不大可能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服从占六分，良知占四分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证明了十个人中至少有六个人会苦苦坚持服从现身眼前的权威，他指出，有些人不会服从具有破坏力的权威，但他们心理上也会感到痛苦。不服从命令的人会常常觉得自己跟社会秩序格格不入，或许他们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感，觉得自己对宣誓效忠的某人或某事不忠。服从具有被动性，只有不服从的人才必须承受。用米尔格拉姆的话来说是“特立独行带来的压力”。如果勇气是任凭痛苦与恐惧都要按照良知行事，那么力量就是让良知保持清醒并且发挥作用的能力，哪怕与权威的要求相悖。
为了说明观点，我提出一个刚好由100个成年人组成的假想社会，这个群体严格遵从我们已知的统计学分布。它的意思是，在假想社会里的100个人当中，有4个人是反社会人格者，即他们没有良知。在剩下的96个全部都有良知的正派公民里，有62.5%的人会毫无异议地服从权威，而这个权威极有可能就是那4个比较有攻击性并且爱控制他人的反社会人格者中的一员。然后还剩下36个既有良知又有能力承担特立独行压力的人，这些人占了该群体总人数的1/3多一点。虽说不是众寡悬殊，但这也不是一个很有利的比重。
第4章 世界上最好心的人
烟雾弹
多琳·利特菲尔德就是人格理论学家西奥多·米勒所谓的“垂涎型精神病态”患者。此处的“精神病态”指的是反社会人格或缺乏良知，“垂涎”通常是指对别人拥有的东西产生毫无节制的欲望。反社会人格者并不总是拥有垂涎他人的天性，其中一些人是被完全不同的东西驱动的。但如果缺乏良知和垂涎病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那将呈现出一副令人着迷而又极为吓人的画面。一个人不可能窃取或拥有另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如美貌、智力、成功以及坚强的个性，因此垂涎型反社会人格者就会玷污和毁坏别人身上那些令自己妒火中烧的特质，如此一来，反社会人格者嫉妒的那些人也不再拥有这些特质，或者至少无法再享受这些特质带来的好处。诚如米勒所言，“这么做的乐趣在于夺取，而非拥有。”
垂涎型反社会人格者认为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欺骗了他，觉得生活对自己很吝啬，而对其他人却很慷慨，因此他一定要通过掠夺别人，或暗中毁坏别人的生活来平衡现存的不公。他认为自己受到了造化、环境和命运的怠慢，因此伤害他人就成为其彰显自身强大的唯一手段。惩罚是垂涎型反社会人格者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拥有最高优先级，通常针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别人的攻击目标的人。
正因为暗中施展权术的游戏是他们生活里的头等大事，所以垂涎型反社会人格者把欺诈手段和承受风险的能力全都用在了这上头。为了这个游戏，他们图谋不轨、手段残忍，会做出令我们绝大多数人感到忍无可忍，甚至是潜在自毁的行为。然而当这种人出现在我们周遭，甚至日常生活中时，我们通常却对他们的行为不以为意。我们想不到一个人竟然会对另一个几乎没有伤害过或冒犯过他的人展开狠毒的报复。我们就没这样想过，所以即便当这件事发生在某个我们认识的人身上，甚至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时，我们也会视而不见。垂涎型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通常都莫名卑鄙，以至于我们不愿相信他们居然是故意的，甚至不愿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了。他们的真实本性通常就这样藏匿于无形之中。他们能轻易地躲在我们眼皮底下，就像多琳那样，能够在医院的那群聪明且专业的人当中藏匿将近十年之久。
反社会人格与犯罪
鉴于全人类中有4%是反社会人格者，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的监狱系统已经被反社会人格者搞得人满为患，其他类型的犯人已经没地方关押了。但情况并非如此。罗伯特·黑尔和其他一些调查囚犯的研究人员发现，美国监狱里的囚犯中平均只有20%是反社会人格者。他们谨慎地指出，这20%的监狱人口犯下了50%以上的“最严重的罪行”（勒索、持械抢劫、绑架、谋杀）以及反国家罪行（叛国罪、间谍罪、恐怖主义），但实际上关在监狱中的囚犯（男女共计），10个人里大概只有2个反社会人格者。
换句话说，绝大多数被确认的罪犯都不属于反社会人格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拥有潜在的正常人格，他们的罪行是社会的负能量促成的，诸如毒品文化、儿时受虐、家庭暴力以及世代贫困等。这个统计数据也意味着，只有少数几件反社会人格罪案曾引起过司法系统的关注，也就是说只有少数反社会人格者才是正式意义上的罪犯。
第5章 良知为什么是半盲的
为什么受到良知约束的人会如此盲目？为什么他们在捍卫自我、理想以及所关心的人不受那一小撮无良者伤害的时候还会犹豫不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和我们遭遇到反社会人格者时产生的情感以及思考过程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会陷入恐惧，我们的现实感陷入一塌糊涂的混乱之中。我们以为这些事情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或有所夸大，或者我们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为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负责。
反社会人格者的招数
第一招就是魅力，魅力是一种不可低估的社交能力。
魅力是反社会人格者的主要特征，尽管这种关联看似有点违反直觉。反社会人格者身上有种很强的魅力，这是一种难于言表的领袖魅力，已经有无数受害者和尝试对反社会人格病状进行分类的研究人员察觉并谈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突出特征。我在工作中了解到的绝大多数受害者，都说他们最初跟反社会人格者建立交情，以及之后进一步发展关系都源自反社会人格者的魅力，即便这些人会给他们造成痛苦。我曾无数次看到人们摇摇头，然后感叹：“我从未见过像他这么有魅力的人”“我觉得我和她似曾相识”“他身上有一种在其他人身上找不到的力量”。
危险对我们有种温和的吸引力，而这也增添了反社会人格者的动物性魅力。传统观点认为危险的人有魅力，而当我们痴迷于反社会人格者的魅力时，这个陈词滥调的道理便不言而喻。反社会人格者在很多方面都很危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危险情境和机会的偏爱，以及说服别人和自己一起冒险的能力。正常人偶尔（但只是偶尔）喜欢尝试一点儿小冒险和刺激。我们会花钱坐一趟吓死人的大型过山车，也会花钱进电影院看一部注定会让自己晚上做噩梦的血腥惊悚片。我们偶尔喜欢尝试一下刺激的事情，因此我们会觉得反社会人格者看起来，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格外迷人。受邀参加一场冒险，与一位不断做出超常选择的人士交往，最初可能非常令人兴奋。
此外，无耻之徒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要更多。我们很难发现谁是没有良知的人，但一个没有良知的人立刻就能够识别出谁比较正派，谁比较容易相信他人。斯基普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可以利用谁为他买鞭炮。而他长大之后，马上就发现朱丽叶是可以跟他过上几十年的人，而且她永远都不会质疑他浮夸的生活。多琳·利特菲尔德早就看出接待员艾薇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而且也相当清楚杰姬·鲁宾斯坦是一个体贴、可靠、会主动承担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人。
反社会人格者把一个人当作一枚有利用价值的棋子时，他就会琢磨这个人。他会精心研究怎样操纵利用这个人，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会研究如何拍这个人的马屁，如何给这个人灌迷魂汤。此外，他晓得可以通过宣称自己和受害者在某些方面很像这一招，来增进彼此的熟悉和亲密程度。即便反社会人格者已经从受害人的生活中消失，他们还是会时常想起那些甜言蜜语，例如“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彼此很像”“我很清楚，你就是我的灵魂伴侣”等。这些话回想起来简直是一种侮辱，虽然它们假得令人发指，却还是经常萦绕在受害者的耳边。
没有良知的人有一种能够感知哪些人无法抵抗性挑逗的神奇嗅觉，因此色诱便是反社会人格者常用的另一个招数。
色诱只是这场游戏的一方面，我们也会被反社会人格者的演技所欺骗。人生若抽离了良知，便只剩下欺骗与假象，因此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通常会变成一个演技派，甚至掌握了专业演员采用的独特表演技法。矛盾的是，自如地表露情感竟成了冷血的反社会人格者的第二天性，他们表面上对另一个人的问题表现出浓烈的兴趣，或是看上去很热情，有一腔爱国之情，会义愤填膺，会因谦虚而脸红，会悲伤地抽泣。只要他们想要，随时都可以滴下鳄鱼的眼泪，这就是反社会人格者的特色标志。
尤其是在那些受到良知约束的人用真相逐渐逼问和对抗反社会人格者的时候，这些残酷无情之人往往会流下鳄鱼的眼泪。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快要被逼入绝境之时，顿时就会变成一个可怜兮兮的泪人儿，没有哪个有良知的人会继续对他施压。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形：有时候，被逼到绝境的反社会人格者为吓退指控他们的人，会故意装出一副义愤填膺或生气的样子，就像多琳被开除时对医院的几位主任摆出的那副态度。
作为天生的演技派，毫无良知的人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和专业角色，这些是他们现成的绝佳面具，而其他人不愿意探究其背后的真相。角色分工有助于我们组织这个复杂的社会，它对我们极为重要。如果我们看出可疑行为，最后或许会去质疑这个叫多琳·利特菲尔德的“人”，而不大可能会去质疑一个叫多琳·利特菲尔德的医生，不管她的行为有多不正常。我们认同医生这个头衔，这个头衔对我们来说意义明确而且正面，因此我们不会对一个自称医生的人有太多怀疑。这个道理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在其他领域拥有角色和头衔的人，比如领导阶层、商界、有组织的宗教领域、教育界或双亲关系中（合法或非法）。在教会执事、市政委员、高中校长或斯基普之流的商界奇才周围，很少有人会去仔细审视这些无良者的行为。我们之所以相信这类人做出的承诺，是因为我们认定这类人拥有这些角色本身所应具备的正直和诚实。类似的情况还有，我们几乎从来都不会对邻居们的育儿方式提出质疑，即便我们担心他们的孩子遭受了虐待，我们思维也绕不过“他可是孩子的父亲啊”这个最基本的逻辑。
此外，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仁爱、创造力、洞察力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会从他的实际作为上转移出来。比如，我们不会质疑那些宣称自己爱护动物的人，我们会对那些自称艺术家或知识分子的人网开一面，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会把背离常规的行为归结为我们普通人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的怪癖。一般而言，我们对这类人群的看法带有模式性的情绪，但这也给了善于模仿这类人的反社会人格者可乘之机。
更糟糕的是，我们对那些表面上很会鼓舞人心的亲民领袖给予的尊敬很有可能被滥用，或者已经被滥用了很多次，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对于一位领导人（尤其是一位自称肩负神圣使命的领导人），我们会像对待医生、牧师或父母的态度一样，把这个角色的诸多特质投射在其个人身上，并追随这个人。
令人困惑且极为讽刺的是，良知可能会被部分蒙蔽，因为没有良知的人会把维持一个社会所需的很多从根本上讲非常正面的工具用作对付我们的武器，这些工具包括移情、桃色关系、社会和专业角色、对慈悲之人和具有创造天分之人的尊重、我们想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渴望、权威的组织规则等。而那些做出骇人听闻事情的人，看起来都不像会做出那种事情的人。并不存在什么“邪恶的面孔”。如果我们能够彻底切断萨达姆·侯赛因与恐怖含义的联系，他的脸庞看起来其实相当慈祥，而且他在录像里常常带着友善的微笑。希特勒要不是因为他犯下的罪行而成为邪恶象征的话，大家或许会觉得他的脸看起来很有喜感，就像卓别林那副傻傻的表情。莉齐·博登（Lizzy Borden）看起来就像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地区那些束紧腰身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淑女；帕梅拉·斯马特（Pamela Smart）长得很美；特德·邦迪（Ted Bundy）长得十分英俊，他被关在死囚牢房的时候还收到了女人的求婚。而每一个拥有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那样迷人眼神的杀人狂永远都能得到天真的约翰·李·马尔沃（John Lee Malvo）的大力支持。
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尝试用长相来判断一个人的品性好坏，但这种“以貌取人”的方法几乎从来没有生效过。现实世界的坏人长得都不像坏人。他们长得并不像狼人或是汉尼拔·莱克特（Hannibal Lecter）或是坐在摇椅上凝视尸体的安东尼·博金斯（Anthony Perkins）。相反，他们长得跟我们没多大区别。
煤气灯下
成为反社会人格者的目标是相当可怕的经历，即便这名反社会人格者并不是很暴力的那种。1944年，乔治·库克执导了一部名为《煤气灯下》（Gaslight）的心理惊悚片，英格丽·褒曼在该片中饰演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新婚妻子，她遭人设计，觉得自己就要发疯了。她怀疑自己的心智慢慢丧失，而这种恐惧实际是由查尔斯·博耶饰演的邪恶但迷人的新婚丈夫有条不紊地设计好的。肮脏的伎俩还有，博耶会让褒曼在自己外出之时听到阁楼传来的声响，还会把煤气灯弄得忽明忽暗，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所恐怖的房子里，她的姑妈多年前就是在这栋房子里被神秘谋杀的。当然，没有人相信褒曼所说的阁楼上有声响或是煤气灯有问题以及许多别的怪事，她开始慢慢怀疑自己的现实感。英文典故“被置于煤气灯下”（to be gaslighted）即来源于此。博耶并没有暴力人格，他从来都没有殴打过褒曼，但他的行径更为邪恶，他让褒曼对自己的认知丧失了信心。
像《煤气灯下》里面那个天真的新娘，质疑者或许也会对自己的认知能力部分或完全失去信心。毫无疑问，质疑者将会犹豫该不该再跟别人诉说自己的故事，因为揭露反社会人格者恶行的企图，只会让别人怀疑自己的可信度，甚至是自己的精神状况。这些怀疑，不论是自我怀疑还是别人的怀疑，都令我们很痛苦，而且可以轻易说服我们闭嘴。多年来，我在倾听了好几百个被反社会人格者当作目标的病人的讲述之后发现，在某个组织或某个群体里，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在他最终原形毕露之前早就被人怀疑过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只是每个质疑者都会孤零零地保持缄默，都有种“被置于煤气灯下”的感觉，因此就会把自己那听上去很疯狂的秘密藏于心底。
我们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受到良知约束的心智与不受良知约束的心智在性质上根本不同，而且反社会人格者想要的东西、激励他们的东西，完全超出我们的经验范围。我们绝大多数人只有在严重受到对方威胁，或者在强烈情绪（例如狂怒）影响的情况下，才可能像多琳那样伤害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或者像斯基普那样折断别人的手臂。正常人的情绪指令，不容许只是为了好玩就冷酷地做出如此行为。
芭芭拉·格雷厄姆的遗言：“好人总是那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对的”，有种“煤气灯下”的效果，因为真相恰好相反。实际上，好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几乎从来都无法完全确定自己是对的。好人会经常质问自己、反思自己，而且会把自己的决定和行动置于“根植于对他人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义务感”的严格监督之下。良知会一直怀疑自我，很少会承认有绝对确定的事情，即便承认，我们也会觉得“确定性”是靠不住的，就好像“确定性”会哄骗我们对某人做出非正义的惩罚，或者做出其他一些没有良知的事情。就算“确定性”是合法的，我们也不会说它是百分之百的确定，而是说“超越了合理的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最终，芭芭拉·格雷厄姆对我们的认识要比我们对她的认识更为透彻，她的临终遗言触动了那些受到良知约束之人的心理，因为人们担心自己所做的决定建立在“太过确定”之上。
让我们更加不安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很清楚善与恶并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而是有很多灰色地带。我们心里明白，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百分之百的好人，于是我们便假定，也一定没有百分之百的坏人。从哲学上讲或许是这样的，而且从神学上讲一定如此。毕竟，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里，魔鬼本身就是堕落的天使。或许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十足的坏蛋。然而，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人具备“建立在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约束感”，也肯定有人不具备这种约束感。如果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把有良知的人和世界上所有像梅布尔·莫纳汉一样的人置于危险之中。
如何不让良知被蒙蔽
我们在抚养幼儿（特别是女孩）的时候，会教育他们忽视自己的自发性反应，也就是我们教他们不要找社会的麻烦。如果小孩子的自发性反应是用拳头或语言攻击别人，或是在商店里偷偷拿走喜欢的商品，或是在超市里侮辱一名排队购物的陌生人，那么教他们不要找社会的麻烦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还有一种同样会被这个渴望避免冲突的社会压制下来的自发性反应，那就是喊“住手！”——一种源于天性的道德义愤之感。等到这个勇敢的小女孩30岁，当她再次面对其他人“卑劣”的行为时，或许就没有了大喊“住手”的自发性反应，甚至心里也不再有这样的想法。
为了摘掉阻碍我们生命质量的蒙在第七感上的眼罩，极大提高自己的身心状态，教育必须从孩子抓起。一部分健康的良知就能够用来对付无良。不管你以主动明确的方式还是以被动打击的方式教育女儿时，都会要求她必须忽视自己的愤怒，必须对别人友善，并且让她接受不要为捍卫自己或他人而挺身而出的观点，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不能找别人麻烦，那么你并不是在增强她的利社会感，而是在破坏它，因为她首先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考克斯、斯泰伯以及布鲁克纳强调，“要求女性必须压制自己对他人的愤怒，这实际上是在剥夺女性发展成为独立个体的机会。”诚如琳恩·迈克尔·布朗所言，我们必须让她们知道，“即便是在压力最大的条件下，你也有选择主动拒绝、起身反抗的机会。”
对于男孩子的教育，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丹·金德伦和麦可·汤普森在二人合著的《该隐的封印：揭开男孩世界的残忍文化》中，记录了他们对“脆弱的父亲经常会采取一贯的防御反应来维护‘父亲无所不知’的假象”这一频发现象的关切。父母（尤其是父亲）的典型教育方式就是让他们的儿子不论如何都要服从权威，如果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出了问题（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充斥着病态律令的社会），那么这种教导很可能会断送子女的性命。我们能够理解父母希望子女养成尊重合法权威的心情，而且我们也认识到尊重合法权威对社会正常运作极为重要。但训练孩子养成一种反射性的、毫不质询的服从态度，是徒劳无益的。服从权威对于大多数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来说都像是膝跳反射，而如果我们再强化孩子的这种条件反射的话，他们长大以后就无法抵抗任何怀有侵略意图或者具备反社会人格的“权威”。
服从性以及爱国主义与职责的更高价值，有可能变成伤害一个人的暗藏动机。更有甚者，在一个人还没有机会思考自己能否成为主宰自己或自己国家的最佳权威时，在他还远远没能来得及提出“我和我的同胞确实愿意为了这个外在‘权威’的个人利益出生入死吗”这样的问题之前，条件反射式的服从性就会夺去他的生命。
第6章 如何辨识残酷无情的人
除了日久见人心这个办法之外，还真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决策规则或立竿见影的测试办法。认清这个事实极其重要，虽然这会让人感到不安。这种不确定性只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个侧面，除了个别极其幸运的人之外，我从来就没见过有谁可以完全应付这种不确定性。此外，想象存在一个有效的办法（一个人们至今无法想出的办法），就是在用有损人格、不公平的方式打击他自己。
我想，接受这个事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有一定的困难。我们很难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人天生就没有羞耻心，其他人却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我称为人性的“阴影理论”的东西。阴影理论这个简单而又准确的概念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有从日常行为里未必看得出来的“阴暗面”。这保持了一种极端形式，即一个人能够做出或能够感受到的任何事，其他人也都能。换句话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尽管我们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任何人都可能变成诸如死亡集中营的指挥官一样的恶魔。讽刺的是，心地善良的好人通常最愿意支持这个理论的极端形式，即在某种异乎寻常的情况下，自己可能会变成杀人狂。去相信每个人都有阴暗面，比接受有些人一辈子都处在道德缺失的状态中，感觉上多了一些公平，少了一些责难（也让人少了些惊恐）。承认有些人确实没有良知，虽说在技术上与承认有些人很邪恶并不完全相同，但其接近程度足以令人感到不安。好人非常不愿相信有些人是邪恶的化身。
我听病人诉说自己被反社会人格者侵犯，毁掉生活的故事已将近25年，而当我被问到“我如何才能辨别出哪些人不可信”时，我给出的答案往往会让他们大吃一惊。提问者自然会期待我能描述这些人罪恶行为的相关细节、肢体语言上的迹象或者能够让反社会人格者露出马脚的威胁性言辞。但我告诉他们这些特征都不可靠，最可靠的特征是“装可怜”。寡廉鲜耻的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要让我们感到恐惧，相反，他们需要博得我们的同情。
我大为吃惊，沉默了好久。我想如果他的答案是“出狱”甚至是“赚钱”的话我会更欣赏他。我也感到很疑惑，为什么这个人（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被人同情？更不用说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被人同情。我无法想象。但现在，在聆听了25年受害者讲述的故事之后，我意识到有一个绝佳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反社会人格者喜欢装可怜。这个理由就像我们的鼻子一样显而易见，但不借助镜子的话又难以看见。这个理由就是，好人会放过一个可怜的谋杀犯，因此，如果反社会人格者想要继续他们的游戏，不管什么游戏，都该不断地装可怜。
好人的同情就像是一纸投降书，它比羡慕和畏惧来得更彻底。当我们心生怜悯的时候（至少在那一刻），我们是毫无防备的，就像许多能把人们凝聚成群体的正面而又基本的人性特征（如社会和专业角色、性联系、尊贤惜才的理念、对领袖的景仰），我们心生同情时情绪上的易感性，也会被那些毫无良知的人拿来利用攻击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赦免一个没有罪恶感的人是不应该的，可当一个人在我们面前扮出一副可怜相的时候，我们往往便会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当我们把同情和怜悯给予那些值得同情、遭遇不幸的人时，同情与怜悯才能体现出善的力量。但如果我们的这些情感总是被那些不值得同情的、经常做出反社会行为的人攫取，那说明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是个潜在的、很管用的危险提示信号，但我们却经常忽略它。一个最容易辨识的例子或许是：一个天天打老婆、有反社会人格的丈夫坐在餐桌边，双手抱头，对被他打得鼻青脸肿的老婆哭诉，他没办法控制自己，自己很可怜，她一定得真心原谅他才行。这类例子多种多样、不胜枚举，有些甚至比这个暴力丈夫的例子更明目张胆，还有一些例子则几乎让人难以察觉。而对我们这些有良知的人来说，不管这样的情况有多无耻，都从情绪上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游戏拼图，拼图的背景（乞求怜悯）蒙蔽了我们对最为重要的图块（反社会行为）的认知。
反社会人格者根本不在乎什么社会契约，但他们确实知道如何利用社会契约来为自己牟利。总而言之，我敢确定如果魔鬼真的存在，他也想让我们觉得他很可怜、很值得同情。
在判断什么人值得信任的时候请牢记，如果一个人一直在作恶，或者行为极度恶劣，但却总在你面前装出一副可怜相来博取同情，这就向你发出一个警示信号：他极有可能就是没有良知的人。虽然行为上满足这两个特征的人不见得就是杀人狂，甚至一点儿都不暴力，但你也不应该跟他们交朋友，跟他们有生意上的往来，请他们帮你照看孩子或跟他们结婚。
可怜的洛克
反社会人格者有时会表现出短暂而强烈的热情，如嗜好、计划、跟人交往，但不会做出承诺，也不会有后续发展。这些兴趣貌似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没有任何理由。
毫无意外，没人看出洛克是个没有良知的人，而这正是他不想对妻儿履行义务的原因。洛克的行为模式不符合大家对反社会人格者的印象，他甚至连非暴力型反社会人格者都不像，因为洛克是一个很消极的人，尽管他智商很高。他不会为了取得权力或财富就能干出割断别人喉咙的事情。他不是企业大鳄，也肯定不是油嘴滑舌、活力四射的斯基普。他连当骗子的活力都没有，更没有打劫银行（或邮局）的勇气。他就不是个行动派。事实上，他是个得过且过的人，没什么野心，最大的追求不过是偷懒混日子、不用工作、有人养他，给他提供舒适的生活。而为了达到这个很普通的目标，他可是费了一番力气。
“所以我要求他离开。我要是到别人家里，人家要我离开的话，我肯定不会赖着不走。如果是你，你也会这样做吧？哪怕只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但洛克可不是这样的人。他就像没有听到我讲的话一样，这种情况真的很可怕，有时他会离开一阵子，然后若无其事地回来。这让我非常生气，我不能保持心平气和，我大喊叫他滚出去，或者警告他我会报警。你知道他后来是怎么做的吗？”
我说：“他利用了乔纳森。”
“没错，但你怎么猜到的？他确实在利用乔纳森。例如，我们三个都在游泳池旁的时候，洛克就会开始哭。这个男人的眼睛里还真的泛起了泪花。我记得接下来他拿起用来打捞游泳池水面污物的网，开始打捞脏东西，把自己弄得像一位为帮助他人而不惜受苦受难的殉道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幕，乔纳森也开始流泪，他说：‘噢，可怜的爸爸。我们非得把他赶走吗？’”
“然后洛克看着我，盯着我的眼睛，就好像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他一样。他看起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的眼神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眼神，冷得像冰，而这实在很难解释。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这在洛克的心里完全就是某种控制游戏。这就是某种游戏，而我输得很惨。我惊呆了。”
第7章 无罪感的病因：反社会人格是如何炼成的
就像人类诸多的其他特征一样（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主要的问题是，这到底是先天造成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这个特征是生来如此，还是环境所致？对于绝大多数复杂的心理特征而言，答案很可能是“均有”。换句话说，人类在胚胎期就已经开始呈现出某种特征的倾向，但环境会对这个特征如何表达进行规范。我们所认为正面或负面的特质都是如此。例如，智力水平貌似取决于遗传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精心设计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父母的关怀、早期的激励、营养甚至是出生顺序。反社会人格这个毫无疑问更为负面的特征，其成因也脱离不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范式。研究表明，先天和后天因素对反社会人格的形成都有影响。
研究人员把同卵双胞胎关联性与异卵双胞胎关联性之间的差值加倍，用这个数字来表示由遗传因素引起的变异量。这个数字被称为该特征的“遗传率”，而有关双胞胎的研究表明，通过问卷调查所确定的个性特征（比如外向、神经质、刚愎自用、共情等）的遗传率为35%～50%。换句话说，关于双胞胎的研究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可测量的性格特征，有35%～50%是与生俱来的。
遗传率的研究包括关于反社会人格的重要信息。有一系列类似的研究都采用了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中的精神病态量表（Psychopathic Deviate scale），该量表包含了一些依照统计规律设计的多选题，可以用于筛选反社会人格者。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包含了好几个效度量表，其中就有可以判断受测者有没有诚实回答的“谎言量表”。在这些研究中，总体来说，同卵双胞胎使用精神病态量表得到相同分数的可能性是异卵双胞胎的两倍或者更高，这强有力地表明遗传在“精神病态”模式中至少扮演了某种角色。
长期性研究“得州收养计划”（the Texas Adoption Project）现已开展了30多年，调查了500多名被收养的儿童。这项研究通过比较已经长大成人的被收养儿童和他们亲生父母以及养父母的差异，考察了被收养儿童的智力以及包括“精神病态”模式在内的各种性格特征的形成。“得州收养计划”报告指出，从被收养儿童的精神病态量表得分来看，相较于他们的养父母，被收养儿童跟他们从未谋面的亲生父母更为相像。从这项研究中估算出的遗传率大约为54%，而有趣的是，“精神病态”遗传率与其他研究针对更为中性的性格特征（性格外向、共情等）普遍得出的35%～50%的遗传率相符。
反复开展的遗传率研究得到了同样的统计结果，这引发了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反响，即一个人是否具有反社会人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由基因决定，最多可能有50%的影响来自先天。这项研究结果的挑衅之处在于，它表明在人们呱呱落地之前，甚至是在受孕那一刻，像多琳、洛克和斯基普这样的人就已经有了爱撒谎、莽撞、不忠和缺乏悔意的倾向。如果我们所说的遗传率指的是运动能力、内向性格，甚至双相障碍或精神分裂症的话，它还不至于让我们感到如此震惊。但讲到反社会倾向的遗传率时，问题就会显得特别严峻，尽管这些研究采用的是同一种统计方法。
我们必须指出重要的一点，这种极为复杂的性格特征不太可能由单一的基因决定，而一定是寡基因性的，意思是说由许多基因共同作用所导致。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基因如何形成大脑机能进而控制人的行为。从一个人的DNA开始，到最终形成诸如“欠债不还”这种多层次的行为概念，需要经历一个综合了生化、神经以及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研究起来难免令人望而却步。
从DNA到“多层次的行为概念”这个链条上，我们在“神经生物学行为”这一环节得到一个重要发现：反社会人格者的大脑皮质机能异于常人。我们通过对“人类如何处理语言”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有关反社会人格者皮质功能的非常有趣的信息。研究结果表明，在脑电活动的层面上，正常人对情绪性词汇（如爱、恨、舒适、痛苦、欢乐、母亲等）的反应比对情绪中立的词汇（如桌子、椅子、15岁、后来等）的反应更迅速、更强烈。
从反应时间和大脑皮层上的诱发电位来看，反社会人格实验对象在这些实验中对情绪性词汇的反应和非情绪性词汇相差无几。“啜泣”或“亲吻”等词在他们大脑皮层诱发的电位并不高于“坐下”或“目录”等词汇诱发的电位，情绪性词汇和其他词汇一样，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更多含义，也没有被他们的大脑深度编码。
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脑部显影技术）的相关研究里，当反社会人格实验对象在做情绪词汇辨别时，相比其他实验对象，他们的大脑有更多的血液流向颞叶部位。当我们尝试解决一道略有挑战性的智力题时，为了集中注意力，我们脑部供血便会增加。换句话说，反社会人格者在努力完成情绪词汇的辨别的任务时（这对正常人来说几乎可以在瞬间完成），他们的生理反应就跟求解一道代数题差不多。
综上所述，这类研究表明，反社会人格者的大脑皮层对情感刺激的处理异于常人。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异常是如何发生的，但很有可能是遗传性的神经发育差异导致的，而抚养方式、文化因素可能会稍微减轻或严重恶化这种异常。反社会人格者与普通人之间依旧神秘莫测的心理差异至少与这种神经发育差异脱不了干系，这相当可怕。光是缺乏良知就已经足够悲剧了，而反社会人格者还不仅是如此。反社会人格者没有能力处理包括爱与关怀在内的情感经历，除非这类经历像冰冷的智力问题一样能够计算。
良知并不只是负罪感和悔意的呈现，它建立在我们体验情感的能力以及情感依附的基础之上，反社会人格者也不只是单纯地缺乏负罪感和悔意。反社会人格者缺乏一种能力，他们没办法拥有和感受真实的（无法计算的）情感经验，因此也无法与他人建立起真实的（无法计算的）关系。简单地说，这可能让人有点不悦：道德感缺失的成因比较深刻，拥有良知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爱的能力就不可能拥有良知，而反社会人格者根本就是没有爱的人。
反社会人格者能够真正感受到的唯一情感，貌似只是由即刻的生理痛苦和愉悦或短期的挫折和成功引起的所谓的“原始”情感反应。挫折可能会让反社会人格者生气或暴怒；而在掠夺中获得成功，赢得猫捉老鼠的游戏（例如，多琳成功地戏耍詹娜，让她跑过泥泞不堪的医院草坪），特别能够引发他们好斗与兴奋之情，让他们从中获得“一阵”愉悦的感受。这些情感反应很少能够持续很久，它们被定义为“原始的”神经反应，因为这些情感反应源自进化程度比较“原始的”脑缘系统，就像其他所有情感一样。但这些反应与“更高级的”情感不同，它们并不受大脑皮层机能的调节。
作为与反社会人格的对比，自恋这种情况格外有趣而且很有启发性。可以这样打个比方：自恋相当于半个反社会人格。甚至在临床上被认定为自恋患者的人也都能够像其他人一样强烈地感受到绝大多数的情感，从罪恶感到悲伤，从不顾一切的爱到激情。而他们缺失的一半是了解他人感受的重要能力。自恋的问题不是缺乏良知，而是缺乏共情，而共情是感知他人情感从而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从情感上来说，可怜的自恋者对自己以外的人和事不以为然，就好像是一团面，任何外界的输入都会被他弹回，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与反社会人格者不同，自恋者通常会陷于心理痛苦之中，有时候还会主动寻求心理治疗。当自恋者寻求帮助时，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让他知道，之所以他跟别人的关系比较疏离是由于缺乏共情导致的，因此他才会感到困惑、被抛弃和孤独。他会思念自己所爱的人，却没有好的办法让他们回到自己身边。相比之下，反社会人格者则不会在乎别人，因此当别人疏远或离开他时，他也不会产生想念之情，或许他后悔的只是损失了一个有用的工具。
反社会人格者有时会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而结婚，但他们从来都不会因为爱而结婚。他们无法真正地去爱自己的配偶、孩子或宠物。临床医师和研究人员曾经指出，对于更高级的情感而言，反社会人格者“知道歌词的意思，却感受不到音乐的美妙”。他们必须学习如何去表达和流露情感，就像你我学习第二语言，也就是说，他们得通过观察、模仿和练习才能做到。就像你我经过练习或许就能把其他语言说得很流利，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也能熟练掌握“会话情感”的表达。其实做到这点并不太难，比美国人学习法语或汉语容易多了。只要是能够观察（即便从表面上）人类行为的人，或是能够阅读小说、欣赏电影的人，就能学会表现出浪漫、风趣、仁慈的气质。实质上，任何人都能学会说“我爱你”，或是表现出兴奋之情然后说：“哦，我的天啊！这是一只多么可爱的小狗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到这类行为背后蕴藏的情感。反社会人格者从来都体会不到。
抚养方式
事实上，已有证据表明，反社会人格者受早期经历的影响要小于正常人。例如，在罗伯特·黑尔的一项研究中，他用自己开发的精神病态检测表对美国监狱中的囚犯进行了诊断和统计分析，他发现对于那些诊断出精神病态的囚犯来说，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质量对他们的犯罪时间并没有影响。不论他们的家庭生活是否稳定，精神病态囚犯第一次上法庭的平均年龄是14岁。相较之下，并未被确诊出精神病态的囚犯（也就是基本人格结构十分正常的那些囚犯）初次犯罪年龄跟家庭背景的好坏有很强的关联。过去拥有稳定生活的囚犯第一次上法庭的平均年龄是24岁，而家庭背景问题重重的囚犯第一次上法庭平均是15岁左右。换句话说，贫困的家境会孕育并催生普通的犯罪行为，这正如我们所料，但残酷无情的反社会人格者的犯罪行为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而且犯罪时间也是他们自行安排的。
研究表明，婴儿期获得足够的情感依附会带来许多令人愉快的结果，包括情感自我调节的健康发展、自传式记忆以及对个人经历和行动的反思能力。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婴儿期的情感依附让个体在日后与他人的情感纽带得以建立。情感依附最早在婴儿7个月大时开始形成，而绝大多数婴儿都能够成功地依附于第一个照顾他们的人，从而发展出这些重要的能力。
情感依附障碍是一种悲惨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在婴儿期的时候，因为父母不称职（比如父母有严重的情感障碍）或是因为总是独处（比如在过去的孤儿院里）而破坏了情感依附，便会罹患此类障碍。有严重情感依附障碍的儿童和成人（他们在生命的前7个月中未能建立情感依附）没办法与他人建立情感纽带，因此生不如死。在极端的案例中，就像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在美国那些卫生状况超级良好的孤儿院里所发现的，为了达到完全无菌的理想状态，从来都没有跟人类接触过的婴儿，实际上相当容易夭折。那些婴儿全部离奇地患上一种希腊语中叫作marasmus（意思是“日益消瘦”），现在称为“非器质性发育不良”的疾病。孤儿院中没有接触过人类的婴儿几乎全部死亡。近几个世纪以来，发展心理学家和儿科医生已经弄清楚，拥抱、抚摸、亲吻和对婴儿讲话的行为至关重要，而如果没有这么做，后果会令人心碎。
有关反社会人格者的研究表明，他们大脑皮层处理情感信息的能力有明显失常。我们可以从遗传率的研究中推断，以神经生物学为基础的反社会人格者的核心人格特质最多有50%来自遗传，而剩下50%的来源就不是很清楚了。童年受虐和依附障碍都无法构成影响反社会人格（心理学家把没有爱的能力、喜欢操纵别人、毫无负罪感定义为反社会人格）形成的环境因素。遗传以外的因素肯定对反社会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有影响，但到底是如何影响的，我们依旧不得而知。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神经便出现了这种状况，那么哪些环境因素会决定这个孩子表现出彻底的反社会人格症状？我们目前对此还一无所知。
文化影响
我们根据观察记载了解到，反社会人格者（叫法各种各样）遍布世界各地，存在于各种类型的社会，纵贯各个历史时期。作为说明，精神病人类学家简·墨菲描述了因纽特人的概念“kunlangeta”，这个单词的意思是指一个“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却不去做”的人。墨菲写道：“在阿拉斯加州西北部，kunlangeta可以用来形容一个男人，比方说，说谎成性、不断骗人、偷窃成性、不去打猎，会趁其他男子离开村子时，勾引他们的配偶上床。”因纽特人心中默认kunlangeta是不可救药的。因此，根据墨菲的说法，因纽特人对付这类人的传统做法是逼他出去打猎，然后趁着没人的情况下，把这种人推下冰崖。
虽然不管什么地方、什么年代都会有反社会人格者存在，但有可靠证据表明，某些文化里的反社会人格者就是比其他文化里的数量少。有趣的是，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中国），反社会人格者相对稀少。在中国台湾的农村和城市所做的研究发现，该地区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发生率极低，范围是0.03%～0.14%，虽然不是零，但已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平均值4%，即25人中就有1人。而令人烦恼的是，反社会人格在美国的发生率却在节节攀升。由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赞助的“1991年流行病集结地区研究报告”指出，在开展此项研究之前的15年间，美国年轻人群中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发生率增加了近一倍。我们很难、也几乎不可能用遗传学或神经生物学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很明显，文化影响对任意给定群体中反社会人格的发展（与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少有人会反对以下这个看法：从过去美国西部的拓荒时代到如今的企业犯罪，美国社会似乎纵容甚至鼓励为获取支配地位而生的“以我为先”的态度。罗伯特·黑尔写道，他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正在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它开始容许某些列在‘精神病态检测表’上的特质（如冲动、不负责任、毫无忏悔意识等）的存在，并开始强化这些特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将其视为珍贵特质。”黑尔的这种观点得到了理论学家们的支持，他们认为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北美文化很容易培养反社会行为，而且也倾向于对这类行为进行伪装。换句话说，在美国，操控他人而丝毫不觉得罪恶的行为已经“混同”于社会期望，其程度远远高于中国或其他讲求集体主义的社会。
我想提出一个观点：某些文化拥有压倒性的信仰体系，能够让天生的反社会人格者从认知上来弥补自己的情感缺陷。与我们极度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控制的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文化（多数都在东亚）的神学观念认为宇宙万物有着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有趣的是，这种价值观正是良知（即根植于依附感的责任介入感）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或因神经障碍无法体验到与他人的情感联系，那么“把这种情感联系当作信仰”的文化或许就能够让他严格地从认知的意义上逐渐理解人际间的责任。
从理智上理解自己对其他人的责任和从良知这种强有力的情感上着手，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但这或许足以让某些人表现出“利社会”的行为，这些人要是生活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而非强调人人相互关联的社会，他们就只会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尽管他们缺乏一种能够提醒自己人与人存在密切关联的内在机制，但强调人人都有关联的大文化会不断向他们强化这一点。这跟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正好相反，西方文化会掷地有声地告诉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毫无负罪感地行事能力是一个人的根本优势。这便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家庭无法挽救天生的反社会人格者，因为在这个大的社会里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在暗示，暗示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是正确的。
反社会人格者一点都不在乎他们的社交圈子，但他们的确希望而且也的确需要融入其中。
冷血杀手
从某个角度来看，缺乏良知碰巧还真是有一种好处。不管受害的是青蛙还是人，反社会人格者在杀戮的过程中都不会感到痛苦；因此，没有良知的人就能够成为一名出色果敢的战士。而几乎所有社会（信仰佛教的、信仰日本神道的、信仰基督教的、纯资本主义的……）都发动过战争。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是社会塑造并维护了反社会人格者，因为国家经常需要冷血杀手为国效力，他们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步兵一步步搏杀到开创人类历史的征服者。反社会人格者是无所畏惧的优秀战士、狙击手、刺客、特工、警员，或是肉搏杀敌的特种兵，因为他们在杀人的时候（或是在下达杀人命令的时候）毫无惧色，而且事后也毫无罪恶感。迄今为止，即便在杀人成为必需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军人都没办法做到如此冷酷无情。如果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绝大多数正常人顶多也就是个三流杀手。很少有人能够注视着另一个人的双眼冷静地扣动扳机，但这种人在战时非常有用。
《第一滴血》中的兰博到伊拉克战争，颂扬杀戮（即美化深深违背正常人良知的行为），已经成为我们主流文化的特色，而这或许也是所有环境因素当中最有害的一种，对我们当中的那些易受诱惑的反社会人格者影响很大。
第8章 反社会人格者就在你身边
有一个一直让我深受触动的事实，我发现就算是最轻微的聆听（良好治疗最为直接的体现）都能让倾诉者立即心潮澎湃。我想，这是因为几乎从未有人认真聆听过我们的心声。作为一名心理医生，每天都会有人提醒我，有人倾听自己的心声是件多么难得的事情，我们或我们的行为有多么不被人理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我这个“专业聆听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为他人所知。
我发现汉娜的父亲把他漂亮的妻子、出众的女儿当成战利品，而不是当作人来对待，当妻子和女儿生病或由于其他原因身处困境的时候，他往往会对她们不理不睬。但汉娜却不认为父亲对她冷酷无情，她对父亲充满了爱意。
良知约束对那些毫无罪恶感的人有什么作用
对付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反社会人格者的13条法则
1．最高法则——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某些人就是没有良知。
2．做判断时从自己的直觉出发，不要受到别人身份（教师、医生、领袖、喜爱动物的人、人道主义者、家长等）的蛊惑。
3．当考虑跟一个人建立一种新关系的时候，拿“事不过三”原则检验这个人的主张、承诺和他的责任。把“事不过三”当作自己的个人原则。
4．质疑权威。
5．提防马屁。
人人都爱听溢美之言，尤其是来自别人真心的赞美。相较之下，谄媚则是一种虚伪的迎合。而且这种虚假的吸引力，总是含有操纵他人的意图。用谄媚来操纵人有时是无害的，有时则是灾难性的。反省自己是否被谄媚之词冲昏头脑，注意提防马屁精。
这条“提防马屁”的法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群体甚至整个国家。纵观人类历史，对战争的号召里就包括了很多谄媚之词。例如，我们的武装实力足以赢得这场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战争，这是一场道德之战，一场为人类福祉而奋斗的正义之战，值得我们深怀感恩。有史以来，人类最主要的几场战争全部都是用这种套路发动的，不论何种语言，冲突各方描述战争最常用的形容词就是“神圣”。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这个结论：如果各国人民最后都能够识破这个娴熟的马屁，那么世界就和平了。
正如一个人要是被操控者吹捧得飘飘然就很有可能会做出蠢事；爱国之心要是被谄媚之词搞得过分膨胀，同样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6．如果有必要，请重新定义你对尊敬一词的认识。
我们常常误以为害怕就是尊敬，我们越是害怕某个人，就越觉得他值得尊敬。
拥有把尊敬与恐惧区分开来的决心对于群体和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经常把犯罪、暴力、恐怖主义挂在嘴边，危言耸听以博取民众支持的政治人物，不论是小政客还是位高权重的政治家，都不太可能是一位正直的领导人，而多半是一个很会煽动民众的骗子。纵观人类历史，这个结论千真万确。
7．不要加入他们的游戏。
阴谋诡计是反社会人格者的工具。你得抵制自己与有魅力的反社会人格者一争高低的诱惑，不要试图在智力上碾压他们，不要尝试用精神分析来治疗他们，甚至连善意取笑他们的冲动都不要有。那样做除了会降低你的水准，还会让你忽略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保护你自己。
8．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反社会人格者，拒绝与他们接触和沟通。
心理学家一般不建议人们采取回避的方式，但在这种情况下，我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允许有这个例外。对付你所经辨识出的反社会人格者唯一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不允许他们进入你的生活。反社会人格者完全活在社会契约之外，因此与他们建立关系或进行其他的社交往来非常危险。你首先得把他们赶出自己的人际关系和社交生活。你这么做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感情。这看似很奇怪，尽管反社会人格者可能会假装他们受到了伤害，但是伤害无从谈起，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此类情感。
9．质疑自己的妇人之仁。
我们应该把尊重留给仁爱而又不乏道德勇气的人。同情是另一种具有社会价值的反应，它应该留给那些真正受苦、遭遇不幸的人。相反，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同情一直伤害你或伤害其他人的家伙，而且这个家伙又在积极博取你的同情，那么几乎可以百分百地肯定，这个人就是反社会人格者。
10．不要尝试弥补已经无法弥补的事情。
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第四次机会、第五次机会）要留给有良知的人。如果你应付的是一个没有良知的人，你得知道如何咽下这口气，及时止损。
11．千万不要出于同情或其他原因，而同意帮反社会人格者隐瞒其真实性格。
“求求你了，千万不要说出去”，这是窃贼、虐待儿童的人以及反社会人格者的惯用伎俩，说这话的人通常会痛哭流涕或咬牙切齿。不要被这些话迷惑。你应该提醒其他人，而不是替反社会人格者保密。
如果有个无良者坚称你“欠”了他什么，你就想想下面这段话：“这是你欠我的”千百年来一直是反社会人格者的标准说辞，现在依旧如此。
12．捍卫自己的心智。
不要让某个没有良知的人，甚至一群这样的人说服你相信人性是一种失败。绝大多数人都有良知，绝大多数人都有爱的能力。
13．好好生活就是对反社会人格者最好的报复。
第9章 良知的起源
由于存在这种进化论似乎无法解释的难题，博物学家、社会生物学家、比较心理学家以及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对人类以及其他动物身上无私特质的起源非常感兴趣。只要我们仔细观察所谓高级动物的行为，就会发现自私的“生存至上主义”与“社会利益”之间泾渭分明，而且针锋相对。当然，这种对立在人类中体现得最为极端。我们开展野蛮凶残的竞争，并教育我们的孩子也这么做；我们为战争筹款，花钱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我们也会设立慈善基金，制定社会福利计划，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所，还会努力教育那群同样被我们训练要与别人残酷竞争的孩子，做人要善良。
如果“适者生存”的应用范围仅限于个体这个天择单位的话，那么就无法解释“无私”的品质是如何演化来的。基于同样的原因，残酷无情的斯基普、多琳、洛克和汉娜的父亲在荒岛上，一定比其他人活得更久。但如果天择单位是整个群体，那么出现一定的利他行为就说得通了。很简单，一个由互相合作、互相照顾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要比一群互相竞争、彼此漠视的个体更容易生存下来。从生存的观点来看，一个成功的群体应该是这样的，成员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团结合作，而不是争夺统治地位并排斥同伴。
自然选择的层面各式各样，难免会造成彼此之间的相互冲突，尤其是跟利他行为以及良知这样的情感有关的层面。在基因层面和群体层面上，良知有着生存适应性，所以自然选择会把良知保留下来；但在个体层面上，良知的“缺失”有时候更适合生存。大自然会以这种方式，一方面持续在大多数人身上培育良知，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会让少量没有情感依附和良知的个体茁壮成长。
正如进化论学家戴维·斯隆·威尔逊所言：“我们有足够的学术根据和实际理由来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一个是为群体组织做出贡献而得以延续的行为，一个是因破坏群体组织而得以延续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平日所说的‘自私’和‘无私’，‘道德’和‘不道德’。”威尔逊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之前那个会把人搞糊涂又让人觉得很熟悉的二分法：多数人都希望减少冲突，必要时与人进行分享，与自己所爱的人一起生活；而少数人利用冲突中壮大自己，人生对他们而言无非就是一场以主宰他人为目的的持续竞争。
因此我们发现，即便是在最为简单的生物层面上，善恶之争也要远远早于人类的出现。然而，这种斗争的结果很有可能取决于我们，它的终极解决方案将取决于我们怎样面对人类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尖锐挑战，反社会人格问题就包含其中。我们现在才开始理解，自然选择偏爱人类当中出现的某种程度的利他特质，而且也会让人类形成爱的能力，让人类在依旧微弱的良知之声的呼唤下，以积极的意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少96%的人是这样的，但我们最终如何解决那4%的人制造出来的人类生存问题，目前来说仍然不得而知。
海因茨困境
关于道德推理的系统化研究始于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工作。皮亚杰在他的《儿童的道德判断》这本影响深远的著作里分析了儿童对权威形象、撒谎和偷窃行为以及正义概念的看法。他从对儿童的观察着手，详细记录了不同年龄的儿童如何构想游戏规则，如何诠释道德困境。皮亚杰的方法论是“结构性的”，即他认为人类在心理和哲学方面的发展是渐进的，认知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以前一个阶段为基础，而且这个发展过程在所有儿童的成长经历当中都以同样的顺序在进行。
皮亚杰描述了道德发展的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律道德”或“道德现实主义”，在该阶段，儿童遵守规范的原因在于他们以为规范不可变更。这个阶段的幼儿认为一个特定的行为要么绝对正确要么绝对错误，如果人们被发现做了错事，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惩罚，皮亚杰把儿童的这种心理预期称为“立即惩处”。第二个阶段是“自律道德”或“互惠主义”，在该阶段，儿童将规范视为相对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弹性，而且他们的正义概念中还会纳入对别人意图的考量。大一点的儿童可以“去中心化”他们的观点（观点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他们能够理解道德规范对社会运作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为了规避给某一个个体造成的伤害。
科尔伯格基于诸多访谈提出，儿童的道德发展依循一个普适过程，从利己行为到有原则操守的行为，这个过程可以用道德发展的三个层次加以描述。这三个发展层次需要愈发复杂和抽象的思维模式，随着儿童认知能力逐渐成熟，前一个层级就会被后面的层级取代。
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7～10岁的儿童处在“道德成规前期”的推理阶段，他们会顺从成年人的权威并遵守规范，这么做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对赏罚具有预期。科尔伯格认为幼童在“道德成规前期”的推理本质上是“前道德的”。对于海因茨困境最为典型的“前道德”反应是：“不应该，海因茨不应该那么做，因为他会受到惩罚。”
大概从10岁开始，儿童就进入了道德推理的“道德成规期”，他们的行为受到别人意见的引导，有服从规范的意愿。在这个层级，服从权威本身成为一种价值，与即刻赏罚或更高的原则无关。科尔伯格认为，儿童在13岁之前都是用“道德成规期”的推理来回答大多数道德问题。对海因茨偷窃行为的“道德成规期”的推理是这样的：“不应该，他不应该偷药。偷东西是违法行为。大家都清楚这一点。”
根据科尔伯格的说法，有些人大概从青春期开始就会由“道德成规期”推理层次发展到第三层，这是最高的一层，科尔伯格称之为“道德成规后期”。第三个层次要求一个人形成抽象的道德原则，并且按照这些原则来行事以满足自己的良知，而非别人的认可。在道德成规后期，道德推理凌驾于具体的社会规范之上，与人们现已理解的社会规范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这个阶段的推理中已经掺杂了许多易变、抽象的概念，如自由、尊严、正义和尊重生命等。就海因茨困境而言，处在“道德成规后期”的人经过道德推理很可能坚持生命比金钱宝贵，而且“生命神圣”这一道德律令高于有关偷窃行为的社会规范。（“是的，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我理解海因茨为何会去偷这种救命的药。何况药剂师只是为了赚钱才不卖给他。”）
科尔伯格认为，绝大多数人从未完全达到“道德成规后期”的道德推理层次，即便是在他们成年之后，因为他在访问了年纪更大的男孩和年轻人之后发现，能够清晰表达出第三层推理结果的人不足10%。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如果科尔伯格的看法是对的，那么这就有助于解释一个奇怪的事实：当谈到前面提到的大制药公司的时候，民众的道德义愤相对较轻。或许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美国人）倾向于接受药剂师的所有权主张，即“这种药是我发明的，我打算靠它赚钱”。重视所有权高于一切是成规期道德推理的一部分，或者至少对北美地区长大的人来说是如此。
性别与文化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体系（即便在最高层次当中）遗漏了什么因素？答案是：海因茨与妻子的感情。即便是跟深入骨髓的“生命神圣”原则相比，这个因素也显然是更个人化，而且或许更有说服力。
而科尔伯格的整个研究设计最主要的纰漏在哪里？那就是他的调查对象只有男孩。不知道科尔伯格这位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为何会对另一半人口视而不见？
这个疏忽是1982年卡罗尔·吉利根在她的一部划时代巨著《不同的声音》中提出来的。吉利根师从科尔伯格，对“道德发展的普适阶段理论”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她完全不同意科尔伯格提出的道德层次理论中比较局限的内容。她表示，科尔伯格提出的道德推理模型是基于“正义伦理”的，过分重视“规范”，不论这些规范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吉利根认为，科尔伯格仅仅得到“正义伦理”的原因在于他的访谈对象只有男孩，但如果把女孩也纳入调查对象，调查结果就可能形成一套非常不同的理论体系。她采访了多位正处于人生转折点的女性，发现这些女性考虑事情的出发点是关怀，而非“规范”。由此吉利根确定，女性根据“关怀伦理”来进行道德推理，有别于男性所用的“正义伦理”。她的理论是，女性用“关怀伦理”来进行道德推理的原因在于，女孩们认同的是自己的母亲，而且女孩更容易从强调人际响应的家庭中获得经验。
最近20年来，许多新的研究向我们表明，在进行道德推理的时候，女性和男性或许都会同时用到“关怀伦理”和“正义伦理”。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形成了复杂的和声，而性别差异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道德发展并没有全人类可以共同经历的普适阶段，光是两个性别之间的发展历程就存在很大差异。文化相对主义甚至存在于道德领域。
美国人和印度人在信仰和早期教育方面的差距如此之大，这就在道德推理方面造成巨大的跨文化差异。米勒和伯索夫的报告指出，信仰印度教的印度男女都是根据“职责观点”形成自身道德判断的维度，而这个维度不同于“正义伦理”和“关怀伦理”。他们的结论是：“这些研究结果的解读表明，美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人际道德规范方面的发展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反映了两种文化所强调的‘自我’存在鲜明的对比。”
然而，尽管作为不同文化副产品的道德判断过程各种各样，但最后分析起来，还是有一项内容更接近核心，更为深刻和稳定。这个心理元素就是我们已经认识到各种道德力量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斗争。我们接受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认识，这实在令人惊讶（至少社会学家都很惊讶）。善恶之间的斗争是永恒的人类阴谋，不受文化影响，而且不论文化性别为何，人们很容易就能辨认出这个近乎普遍的道德斗争。我会预期南印度的女人对这个分裂的道德领域持有这种最基本的认识，而她也会预期我对善恶已经有了基本认识。
连接全球的纽带
道德推理，即我们对道德困境的思考方式，根本就不是前后一致的，也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道德推理会随着年龄、性别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还会随着所处文化、特别是居住地区或所在家庭的不同而有差异。例如，我和邻居之间，对恐怖主义的看法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付恐怖主义的想法有所不同，而且肯定与大洋彼岸或另一块大陆上的人们的看法截然不同。但因为某种奇迹，有一件事几乎在我们所有人当中都是恒定的。那就是，除了一些明显的特例，我们对其他人都有很深的情感依附。情感依附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身上，它存在于构成我们身体和大脑的分子里，有时我们会突然强烈地感受到它。情感依附从基因开始，不断向外发散到我们的文化、信仰以及宗教体系当中，它在低声细语提醒我们是一个统一体。不管它起源何处，这就是良知的本质。
第10章 伯尼的选择：为什么拥有良知会更好
赢的失利面
跟一般人的看法刚好相反，残忍无情并不会让你拥有更好的人生。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概括，对于一个异常有耐心的观察者来说，有一个办法可以判断我们怀疑的某个人是不是反社会人格者，就是等到他行将就木时，看看他有没有把自己的人生毁掉，不管是部分毁掉还是全部毁掉。他真的拥有你渴望拥有的东西吗？还是说他孤独无依、令人生厌？这些“强者”垮掉的方式或许会让人震惊吧？
在微观范围内情况也是如此。没有良知的普通人会给他们的家庭或社群带来痛苦，但最后的下场往往都是自我毁灭。流落到孤岛上的反社会人格者或许可以通过控制几个人而活得长久一些，或许还能散播他们的基因。但到最后，他们的下场很可能是头朝下，悬尸于树。
他们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宿命，理由很简单，尤其是在诸如墨索里尼等暴君的例子当中，他们都是被出离愤怒的部下杀死或者致残。如果你压迫、掠夺、谋杀、强暴的人数足够多，那么终究会有人联合起来向你复仇。我们也可以从多琳·利特菲尔德这个平凡的故事当中观察到这一点。她每次都是在作死，最终总会把一个不该惹的人惹毛。但还有其他一些隐蔽性较强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何没有良知会导致人生的失败，这些理由跟旁人出离愤怒的报复举动没有关系，而是跟反社会人格者的心理直接相关。
第一个理由就是无聊，直白而简单。
仅仅是无聊而已吗
虽然我们都知道无聊的感觉，但绝大多数正常的成年人不会常常感到无聊至极。我们会产生压力、奔忙以及忧虑的感觉，但很少会纯粹觉得无聊，部分原因是我们实在压力太大、太忙、太过焦虑。我们无事可干的时候通常会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一会儿，并不会感到枯燥。我们只能从童年回忆当中寻找无聊至极的体验。儿童和青少年常觉得无聊，如此无聊甚至让他们难以忍受。持续的刺激、探索和不断学习，正是他们一种极为正常的发育需求，但在长途旅行的途中，下雨天的午后，或者上自习的时候，这种需求就得不到满足。童年时期的无聊可以说是一种酷刑，那种感觉就像是慢性头痛，或是口渴至极。无聊能够带来严重的伤害，被无聊折磨的孩子会想要通过喊叫来发泄郁闷的心情，或是想要把东西狠狠地砸碎在墙上。无聊至极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某些心理学实验涉及电击和巨大噪声的干扰情况，实验发现反社会人格者身上很少出现常人在焦虑和恐惧时通常会有的生理反应（流汗、心跳加快等）。他们只有在支配别人的时候才能获得足够的刺激，但这些游戏很快就会变得无聊起来。就像吸毒一样，反社会人格者也得把这些游戏不断玩下去，越玩越大，玩得多大取决于这个反社会人格者掌控了多少资源和才能，并不是每个反社会人格者都能玩得起。因此，反社会人格者几乎永远无法摆脱无聊的痛苦。
解决这个问题有个办法，就是先思考对反社会人格者的人生意义重大的那些事（也就是“赢”和“支配他人”），然后思考下面这个问题：为何并非所有的反社会人格者都位高权重？鉴于他们目标明确，而且没有良知、行事自由，因此他们都应该成为国家领袖或跨国企业CEO，或者至少是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或某个小国的独裁者。为什么他们不能一直获胜？
他们就是做不到这一点。相反，这些人大都默默无闻，顶多只能控制他们的小孩、患抑郁症的配偶，或者几个员工和同事。像汉娜父亲那样锒铛入狱的不在少数，生活或事业出问题的也不在少数，但像斯基普那么有钱的很少，有名的则更是寥寥无几。他们大多数人一生都不曾出人头地，生活一天不如一天，而且到了中老年的时候就了无生气。他们可以掠夺和折磨我们一阵子，这倒是没错，但他们其实活得很失败。
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反社会人格者就算位高权重，他们的人生也是很失败的。对大多数人而言，幸福就是有能力去爱，有能力以更高的价值驾驭自己的生活（大多数时候），并且有理由对自己感到满意。反社会人格者没有爱的能力，也不具备更高的价值向往，而且他们几乎永远都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他们没有爱心、缺乏道德感、长期处于百无聊赖之中，即便少数一些人后来变得有钱有势。
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的原因很多。反社会人格者的关注重心永远在自己身上，因此产生了一种“个人意识”，这种意识让他们对身体上的每一处异常，头部或胸部的每一个不适感都极其敏感，而且他们的耳朵对广播或电视上报道的消息，从臭虫到蓖麻毒的每一条消息都极为关注。因为他们把关心和注意力统统放在自己身上，所以没有良知的人有时候会为疑病症所苦，这甚至会让极度焦躁的神经质都显得很合理。在他们看来，被纸张割破了手指就是一件大事，要是嘴上长了疱疹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灾难了。
反社会人格者对自己的身体都有种强迫症，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阿尔道夫·希特勒。希特勒的疑病症伴其一生，他一直担心自己罹患癌症。为了远离癌症，也为了治疗一大堆他幻想出来的疾病，他长期服用由自己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专门为他配的“灵丹妙药”。这些药片中大多含有致幻性毒素。希特勒就是这样慢慢中毒的，最后他真的生病了。很可能他的左手震颤（这次是真的）就是因此才愈发严重，到了1944年中旬的时候他就不许别人给他拍照了。
通常来说，反社会人格者都会避开需要付出持续努力、按部就班的工作，这种极度的好逸恶劳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现实世界的个人成就。反社会人格者几乎从来都不会考虑去做那种朝九晚五、上班时间很长的工作。他们不喜欢长期目标或规划，绝不会兢兢业业地干好一份工作，他们只喜欢轻松容易的计划、一蹴而就的事情或耍点小聪明就能干成的事情。就算反社会人格者处在很高的职位，这些职位往往也是那种难于说清实际上做了（或是没做）多少工作的职位，或者是可以把别人干的活算在自己头上的职位。在这样的背景下，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只要偶尔表现出色一点，或是说几句甜言蜜语，施展一下个人魅力，或是吓唬吓唬手下，就能继续玩转职场。他会把自己包装成“很会分权的主管”“呼风唤雨的高手”或是“有点神经质的天才”。他需要经常度假或休假，这能让他的真实行为保持一定的神秘性。保持努力工作是留住成功的关键，你需要埋头苦干，忍受单调和无聊，对细节一丝不苟，勇于承担责任。
悲哀的是，即便是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反社会人格者也会有这样一种缺点。他们一般不大可能发展出艺术、音乐或是其他需要创造力的才华，因为那需要不懈的努力，需要天天练习。要是随便付出一点儿汗水就能成功的话，那么反社会人格者或许还能有点希望。但是艺术需要长期的耕耘和投入，那他们就会注定失败。最后，没有良知的人对待自身天赋的态度也和对待他人的态度如出一辙，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反社会人格者几乎永远都在独自面对生活，从短期来看这个策略或许有效，但长期来说问题往往很大。因为没有良知的人只会考虑自身利益，无法跟别人合作，只想独来独往。他们在跟其他人或是一群人打交道的时候通常会采取欺骗、奉承或是恫吓的手段。这些做法对成功的作用要比真诚相处、领导力以及自主参与薄弱多了，而且效果更为短暂。需要依靠通力合作或不懈的团队努力才能够实现的目标通常会因为反社会人格者的极端自私而告吹。不管身为臭名昭著的暴君，还是平凡的雇主、同事或配偶，反社会人格者往往都会走上这条通往失败的道路。
当反社会人格者被操纵别人的兴奋冲昏了头时，其他一切目标都黯淡无光，他们的人生也就这样走向毁灭。虽然这种毁灭方式有些另类，但和重度抑郁、慢性焦虑或其他精神疾病所导致的缺陷一样严重。反社会人格的特点是没有感情，也就是说反社会人格者永远被剥夺了情商，而情商是能够理解他人的能力，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向导。就像多琳真的相信可以通过贬低别人来增加她的权力；就像斯基普认为自己可以永远逃脱社会规范的制裁；就像失势战败的独裁者总是困惑于人民对他的怨恨从何而来，而且不给他协商的余地。没有良知的人即使聪明绝顶，往往也都目光短浅，幼稚得惊人，而他们最后大都死于无聊和穷困，或者挨了一颗子弹。
“良知过剩”
尽管反社会人格会造成一系列毁灭性的后果，但这也不足以成为我们渴望拥有良知的强大理由。拥有道德感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让我们的内心得到了深切而美好的馈赠，这份礼物仅存于我们的内心，它就是良知。“爱的能力”寓于良知，就像我们的灵魂寓于我们的身躯。良知就是爱的化身，渗透在我们机体的每一处。它就住在大脑的情感反射区，当我们所爱的人需要我们关心、帮助甚至为其牺牲的时候，良知便会要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爱的能力，他就不会有真正的良知，因为良知就是建立在我们对他人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责任感。这个心理等式反过来看也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良知，那么他永远都无法真正地去爱别人。如果把责任感从爱当中抽离，剩下的就是一种很浅薄的东西，那就是占有欲，那根本不是爱。
人类有占有欲和控制欲，也有爱的能力。不管伯尼在那一刻能不能讲清他选择良知的理由，在良知抉择的过程中，伯尼这位心理学家其实选择的就是爱，我并不为他的选择而惊讶。控制能够给一个人带来短暂的刺激，但并不能让一个人永远幸福。但爱可以。
正常的良知是一种责任意识，而不是一种觉得自己很没用的感受。当代心理学家说太多的良知有害时，他们的用词非常草率。他们指的不是真正的良知，而是“不健康的羞耻心”，或者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超我”。
为了了解良知过剩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以观察良知特别强大的人的生活和幸福水平。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道德英雄，他们可能是历史人物，可能是公众人物，也可能是我们熟识的道德意识强烈的人。美国拉德克里夫学院下属亨利莫里研究中心的安妮·科尔比和布朗大学教育系的威廉·戴蒙对这类道德英雄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他们选出了23位“道德楷模”（11男，12女），这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公民权利、公民自由、消除贫困和饥饿、宗教自由、环境保护以及和平领域。这23位被试属于不同人种，具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社会地位和个人追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拥有异常强大的良知，有以同胞的福祉为己任的“过度发达的”责任感。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展现出的情感和心智与上文讨论过的反社会人格者天差地别。
研究人员研究了这些“道德楷模”的自传和口述史，而且还对他们本人及同事做了细致的采访。在《有些人真的在乎：当代道德承诺》（Some Do Care：Contemporary Lives of Moral Commitment）这本书中，科尔比和戴蒙记录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在书中强调，那些“良知过剩”的人有三个显著的共同点，即：
1．明确；
2．积极；
3．自我与道德目标合一。
“明确”指的是道德楷模明确坚信他们秉持的信念是正确的，而且也清楚遵循这些信念行事是他们不可推脱的个人责任。“积极”指的是道德楷模拥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享受他们的工作，经历艰难险阻都能保持乐观态度。“自我与道德目标合一”指的是道德楷模的道德立场与他们的自我认知是统一的，而且他们的道德目标与个人目标是一致的。
科尔比和戴蒙认为第三个特征，即“自我与道德目标的合一”，是他们最重要的研究发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良知以及良知的作用。当良知足够强大，它自然就可以用一种独特而有益的方式来统一人的心理，而不会导致生命走向毁灭。过剩的良知会让我们对人生更加满足。科尔比和戴蒙写道：“我们的道德楷模不畏艰辛、百折不挠，因为他们眼中的个人成功就是对自身道德使命的不懈追求。”西方文化倾向于把良知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但科尔比和戴蒙所研究的道德楷模们却“用道德概念来定义个人福祉，除了极少数的个例，道德楷模们的人生都十分幸福美满。”这对我们的文化倾向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蔑视。良知根本就不会为他们招致苦难，也没有让他们受到欺骗，他们对别人异常强烈的义务感带给他们的是快乐与幸福。
良知就是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感，让我们能够在地球上与他人共存，共同生活。良知有助于创造生命的意义，也会拦阻我们参与毫无意义的竞争。强大的良知能够整合我们的道德意向、个人欲望以及自我认同感，把正确的行为变成自身的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理由，过剩的良知似乎成了人类获得幸福的一个难得而又关键的因素。
第11章 土拨鼠日
蒂莉就是人格理论学家西奥多·米伦所称的“恼人型精神病态”患者。她是一名反社会人格者，但很可惜的是，她缺乏反社会人格者惯常的魅力和手段。用米伦的话来说，“她爱与人争论，动辄就要吵架”，而且“每件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她找茬和攻击的对象。”蒂莉倒是有个特殊的本领，那就是挑事，她能将小小的摩擦扩大为一场骂战。她很擅长无端制造敌意和不满，尤其擅长激起那些原本温良、与世无争的人的敌意和不满。
在蒂莉的世界里她永远正确，而且她总是以反对和挫败她的对手为乐，而她的对手似乎无所不在，而且不管怎样，他们总是错的。她活着的使命就是纠正这个世界，她会毫不犹豫、毫无良知地听从使命的召唤。在矫正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不受他人的喜欢和赏识，这更让她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正当有理的。
第12章 良知最纯粹的形式：科学赞成道德
一个人是否有能力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健全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慧根，佛教关于反社会人格的这个观念与神经心理学不谋而合。佛教认为，反社会人格或许就是一门人生课程，这门课的老师不是“生理优势”，也不是“生理劣势”，而是“情感无能”。换句话说，有些人必须学会体验天下无双的容颜，或者瘸了双腿，或者成为乞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而没有良知的人则必须体验做一个无法关心他人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这个说法的讽刺之处在于，这种业力轮回的状态，或许会成为你同情反社会人格者的理由，就像我们不论是否相信业力轮回都会同情盲人与孤儿一样。
虽然心理学上已经认识到了同情与一体感的价值，但心理学家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研究出一个直接方法来获取这些价值，因此让反社会人格者，尤其是我们的健康信徒多少陷于一种和良知提高有关的困境。作为增加生活满意度的方式，心理学家会越来越多地建议让正常儿童接受更多的道德教育，培养成年人的付出精神和义工精神。但心理学家一般还是对“强化人际界限”和“自我肯定训练”之类的主题更感兴趣。
佛教的僧人们都很睿智和快乐。这些人让我们联想到科尔比和戴蒙所说的那种拥有极大良知的道德楷模，例如在墨西哥为穷人提供食物的苏西·瓦勒德斯，还有前院长杰克·科尔曼，他通过体验挖水沟工人、清洁工、流浪者的生活来培养“互即互入”感和同情心。佛教僧侣和道德楷模的例子都表明，极度良知所带来的内在觉悟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变得幸福快乐。事实上，科尔比和戴蒙表示，他们研究的绝大多数道德楷模都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了解人类的真实处境，清楚自身改变现状的能力有限。不仅如此，非同一般的良知不仅能让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认知，还能让他们拥有强烈而持久的感受，即大我比小我重要。
这种独一无二的良知能够迫使我们离开自己的肉体，进入别人体内，甚至接触“绝对真理”。良知建立在我们跟他人的情感联系之上，它最纯粹的一种形式就是“爱”。令人惊叹的是，人的本性更有可能是善良的，而不是恶毒的。神秘主义者与进化心理学家都认同这一点（他们很少能够达成一致意见）。这个结论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有着惊人的不同，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本性通常持有一种悲观的看法。
神学家和科学家也同意人类会犯两个否认人性本善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控制他人和世界的欲望。这个动机包含一种错觉，即统治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而这种错觉大都固定在反社会人格者的脑海里。第二个悲剧性的错误就是道德排他。我们知道把“非我族类”，即另一个性别、其他人种、外国人、“敌人”甚至是反社会人格者贬低为非人类的做法将后患无穷，这便让“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不道德的人”这个问题在神学和心理学上都如此难以回答。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生命没有得到健全发展”的人可能会带来重大灾难的挑战？迄今为止，心理学对这个问题没有给出答案，但这个问题越发亟待解决。毕竟，魔鬼也在不断进化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