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幸福
北韩陷入黑暗是一九九○年代初期的事。随着苏联解体，原以廉价燃油支撑老共党盟友的措施也跟着中断，于是北韩摇摇欲坠的无效经济开始崩溃。发电厂一件件地关闭。灯光熄灭。饥饿的人民偷偷刮取电线杆上的铜线以换取粮食。当夜幕低垂，地面上的景物蒙上一层灰雾，低矮的民房也被黑夜所吞噬。整个村子完全隐没在薄暮中。即使是用来展示的首都平壤，夜里走在大街上，也黑得看不到两旁的建筑。
中年以上的北韩人还清楚记得，过去他们拥有的电力（与粮食）远多于他们在南韩的亲美亲戚，然而现在他们夜里却只能呆在黑暗中，这种对比增添了屈辱的感受。一九九○年代，美国曾表示愿意协助北韩解决能源需求问题，前提是北韩必须放弃核武计划。但后来布什政府指控北韩违反承诺，能源援助于是不了了之。北韩人不仅苦涩地埋怨黑暗，也责怪美国的禁令。他们无法在黑夜里阅读，也无法看电视。“没电视，我们无法产生文化”，一名壮硕的北韩保安人员语带指责的对我说。
我遇过的许多北韩人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学着去喜欢黑暗，但其中有位少女与她的男朋友的故事最让我印象深刻。她十二岁时遇到临镇一名比她大三岁的男孩。她的家庭在北韩错综复杂的社会控制体系里属于下层阶级，如果被人在公开场合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不仅会影响男孩未来的前途，也会伤害女孩的名声。所以他们的约会只能在黑暗中不断散步。反正他们没别的事可做；在他们开始约会的一九九○年代初期，因为停电，所以餐厅或电影院都不开放。
美兰承认自己经常想起初恋情人，而且对于自己离开的过程带着些许悔恨。俊相曾是她最好的朋友，她把自己的梦想与家里的秘密全告诉他。尽管如此，美兰还是对俊相隐瞒了她人生最大的秘密。她从未告诉他，她的家人正计划逃离北韩。不是她不相信他，而是在北韩这种国家，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如果俊相告诉别人，而别人又告诉别人……嗯，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到处都有人窃听。邻人告发邻人，朋友告发朋友。即使是情侣也可能彼此揭发。如果秘密警察知道他们的计划，她的家人将会被送到山上的劳改营里。
你在南韩看见的喧嚣，在此全部存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招牌，汽车也很少。法律不允许民众拥有汽车，不过其实也没几个人买得起。就连牵引机也很罕见，只看到毛色蓬乱的耕牛拖犁耕田。民宅的样式简单，只求实用，颜色相当单调。韩战之前的房子所剩无几，绝大多数都是一九六○年代与一九七○年代以水泥与石灰兴建的，而且依照职业与阶层分配给民众。在城市，有所谓的“鸽笼”，也就是低矮公寓里单房单位。在乡村，民众一般居住在单层建筑物里，称为“口琴”，成排的单房住屋彼此紧挨，就像构成口琴气室里的小方格。有时候，门框与窗框会漆上蓝绿色，但绝大多数都刷上白色石灰或灰濛的颜色。
十几岁的美兰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标语。她的父亲是个卑微的矿工。他们家很穷，但他们认识的每个人都跟他们一样穷。由于外界所有的出版品、电影与广播都被禁止，所以美兰一直以为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人生活得并不比他们好，而且绝大多数可能过得比他们还苦。美兰不止一次从收音机与电视里得知，南韩人在亲美傀儡朴正熙及其继承者全斗焕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也听说中国的修正共产主义不如金日成的纯正共产主义来得成功，而且数百万的中国人正在挨饿受苦。总之，美兰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出生在北韩，能得到领袖如父亲般的关爱照顾。
根据美兰父亲的身份，美兰家被分配住进口琴屋的一个住房单位。入口直通着小厨房，厨房兼作为暖炉房。将木材与煤炭掺入炉床中，暖炉产生的火力可以用来烹饪，并且籍由一种名叫“温突”的位于地板下的设施来温暖住宅。厨房与主房之间隔着一扇拉门，全家人晚上谁在主房的炕席上，白天炕席则卷起收妥。男孩的诞生使这个家增为八人——五名子女、父母与祖母。于是美兰的父亲贿赂人民委员会的主任，让他们得到邻接的住房单位，并允许他们在两房毗连的墙壁上开一道门。
美苏两强都不愿让步以促成一个独立的韩国出现。韩国人自己也分裂成十余个敌对拍戏，其中有许多同情共产党。地图上的临时界限很快成为既成事实。一九四八年，在七十岁的李承晚领导下，大韩民国[4]成立，李承晚是一名脾气火爆的保守派人士，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金日成，一名由莫斯科当局支持的抗日斗士，在大韩民国建立后随即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就是北韩。这条沿着北纬三十八度线划定的国界将形成长一百五十五英里、宽二点五英里，由刺丝蛇龙、战车陷阱、战壕、灌木丛、堤防、壕沟、火炮与地雷构成的灌木丛林。
两年多的战事带来的只是挫折与僵持。到了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签订停战协议时，已有近三百万人死亡，整个半岛也被战火夷为平地。停战后的国界仍维持在北纬三十八度线附近。即使以二十世纪含糊不清的战争标准来衡量，这也是一场徒劳而无人满意的战争。
他身为南韩人的人生实际上已结束。美兰的父亲从来不提他在战俘营中发生了什么事。可以想见他所遭受的情况不会比共产党其他战俘好多少。许宰锡从战俘营里逃了出来，他在回忆录中写着，他们被关在肮脏的战俘营里，不准洗澡也不许刷牙。头发长满虱子，未受治疗的伤口爬满了蛆。他们一天只吃一餐米饭与盐水。
停战协定签订后，交换战俘时，共军释放了一万两千七百七十三名囚犯，当中有七千八百六十二名是南韩人。数千乃至于数万名战俘未能返家，太佑是其中之一。根据许宰锡回忆录，他们在平壤车站上火车，以为要往南返乡，结果却往北来到紧挨着中国边境的煤矿山。在内政部建设单位的名义下，新战俘营设立在矿区旁边，采煤在北韩不只是肮脏，而且极度危险，因为矿场经常坍塌或失火。“战俘的生命不如一只苍蝇”，许宰锡写道。“每天我们走进矿坑时，我总是怕得发抖。就像一头走进屠宰场的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回来。”
金日成接着将注意力转向平民。一九五八年，他下令推动一套详密的计划，依照政治可靠度将北韩人分类，他野心勃勃地充足全国人口。当中国红卫兵在一九六○年代与七○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将“走资派”连根拔除，并且造成邻人相互告发的混乱恐怖统治时，北韩人则是有条不紊地走向错误。每个人必须依据八项北京调查来加以分类。你的“成分”——这种等级制度的名称——要考虑你的父母、祖父母乃至于二代表亲的背景。忠诚调查依几个不同阶段（这些阶段有着鼓舞人心的名称）来进行。“党核心的密集领导”是第一阶段。在随后几个阶段中，例如一九七二到一九七四年间的“了解人民计划”，这些分类又再加以细分。
北韩的下层阶级不许生活在作为橱窗的首都平壤，也不许居住在较适合人居的南方乡野，这里的土壤较肥沃，气候也较温暖。太佑做梦也不可能加入劳动党，只有成为劳动党党员才能享受轻松高薪的工作。
与太佑一样属于敌对阶级的民众遭到邻居的密切监视。北韩民众被组织成所谓的“人民班”——就字面意义来说是“人民团体”，由二十户左右的家庭组成，任务是彼此监视与管理邻里。“人民班”有一名推选的领导人，通常是一名中年妇女，由她向高层报告任何可疑的事物。对于下层北韩民众来说，改善身份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个人档案收藏在郭家安全保护部的各地办公室里，而且为了避免有人大胆篡改记录，又另藏一份于山峦起伏的两江道。这个阶级制度唯一的流动是往下。即使你属于核心阶级，但惟有统治家族与党干部的亲戚才属于这个阶级，你也可能因为行为不检而被降级。但是一旦你属于敌对阶级，你终身都会是这个阶级。无论你最初有什么污点，这个污点会跟着你一辈子，永远不会消失。就像古代朝鲜的阶级制度，家族的出身成分是世袭的。父亲的罪就是子女与孙子女的罪。
美兰经常对父亲的被动感到愤愤不平。日后她才晓得这是父亲的生存之道。他采取低姿态以避免不必要的注意。数千名南韩士兵试图融入北韩社会，但许多人却不幸犯了错误。美兰的母亲后来告诉她，她的父亲有四名好友在矿坑工作，全是南韩人，却因为细故而遭到处决，尸体还被扔在乱葬岗上。身为敌对阶级成员，人们不可能对你网开一面。提到金日成时语带讽刺，或是提到南韩时流露出乡愁，这些都会引火自焚。谈及韩战以及谁引发这场战争尤其是禁忌。在官方历史上[12]，侵略者是听命于美国的南韩，而不是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的北韩。“美帝命令傀儡政权李承晚发动韩战”，《劳动新闻》表示。记得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发生什么事的人[13]，知道闭嘴才是明智之举。
美兰没有姊姊们的艺术或运动才能，但她的成绩优秀而且相貌出众。美兰十五岁时，有一群服装阴沉面容严肃的男女来到她的学校。这些人是劳动党中央第五部的成员，负责走遍全国寻找年轻女性担任金日成与金正日的私人僚属。一旦被选上，女孩会被送到军事训练营接受训练，然后再分发到领袖位于全国各处的行馆服务。如果正式成为领袖的僚属，那么这些女孩将无法获准返家，但她们的家人可以获得巨额的补偿。这些女孩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没有人有确切答案，据说有些是担任秘书、侍女与演艺人员，还有谣传说是成为情妇。美兰是从朋友口中得知这些消息，朋友的表姊曾经雀屏中选。
北朝鲜人虽然富有，但他们在北韩的社会地位很低。即使他们放弃了在日本的优渥生活，宣誓效忠共产党，但他们还是被归类为敌对阶级。只要他们不是劳动党员，就算再有钱北韩政府也不信任。他们是极少数被允许与外界接触的北韩居民，光是这点就足以证明他们不可靠；北韩政府的力量来自于它有能力让它的民众与外界完全隔离。
这些来自日本的新移民很快就对北韩的一切感到幻灭。最早抵达北韩的移民写信回日本，警告其他人不要过来，但这些信件都遭到拦截与销毁。许多北朝鲜人，其中包括朝鲜总联的一些知名人士，最后在一九七○年代遭到整肃。领导人被处决，他们的家人则被发配到劳改营。
虽然俊相家有温暖的毛衣、电气用品与毛毯，但他们却不比美兰家快乐。俊相的母亲在离开日本时还是个美丽而受欢迎的少女，但随着年华老去，她对于自己流逝的青春岁月伤感不已。在生了四个小孩之后，她的身体一直无法恢复往日的健康。夜晚，俊相的父亲独自坐着抽烟，忧郁地叹气。他们之所以如此，并不是担心隔墙有耳——独栋房子的好处就是能拥有一定程度的隐私——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表达内心真正的感受。他们不敢走出家门说他们想离开这个社会主义天堂，回到资本主义的日本。
父亲的死使宋太太获得“祖国解放战争殉难者”子女的血统。宋太太甚至还获颁一张证书。这为她的心灵印上不可磨灭的反美印记，这也是北韩意识形态的核心。在饱尝战乱之后，宋太太对劳动党的严格控管甘之如饴。而她的穷困当然使她有资格成为金日成口中受压迫下层阶级的一员。这样一名有着完美共产党血统的女孩，拥有一段完美的婚姻也是理所当然。经由劳动党官员介绍，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宋太太的未婚夫长博也是劳动党员——对她来说，嫁给非劳动党员是无法想象的。长博的父亲是北韩情报人员，建立了不少军功，他的弟弟已经加入北韩公安部。长博毕业于金日成大学，被安排从事新闻工作。在北韩，记者是一份声望很高的职业，因为记者是政府的喉舌。“依照党的指示写作才是英雄”，金正日表示。
北韩理论上推行平等主义，但实际上房地产却是根据阶级北京登记薄上的阶序原则加以分配。不宜人居的地区分布在清津南部接近煤矿与高岭土矿之处，工人们住在这里，他们的住宅是外表用石灰粉刷过的口琴式住房。越往北走，房屋盖得越是华丽。沿着主要道路行经罗南时，建筑物更是高耸，有的神志达到十八层，这是当时最现代的建筑。建筑师甚至留下了电梯井，不过他们却没有找时间装设电梯箱。这种针对战后公寓做的建筑设计出自东德建筑师的手笔，他们依照韩国的民情风俗做出一些调整。在各楼层之间预留空间，以便在地板下安装韩国传统的暖气设备。此外，每栋公寓的每个住房单位都装设扩音器，用来广播社区的注意事项。
宋太太对于自己的话深信不疑。多年来的睡眠不足、意识形态训练与自我批评早已将所有的反抗意志消磨殆尽。她已经被打造成金日成严重的改良人种。金日成的目标不只是建立一个新国家，他还想创造更优秀的民族与改造人性。为此，他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主体思想。主体思想吸收了马克思与列宁提出的地主与佃农、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斗争观念。主体思想也认同马列提出的人类的命运是人类自己塑造的，而非上帝。但金日成反对传统共产主义的普世精神与国际主义。他是一名极端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他告诉韩国人，韩国人是独特的，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属于一个民族，那就是朝鲜民族，韩国人不需要仰赖中国、日本与俄国这些强邻。南韩人是民族的耻辱，因为他们事事依靠美国。“简单地说，建立‘主体’意味着我们才是革命与重建国家的真正主人。我们要坚持独立地位，不依靠外人，要运用自己的智慧，相信自己的力量，展现主体的革命精神”，金日成在许多文章中做了如此表示。对于一个字号的民族来说，这样的宣言无疑相当具吸引力，尤其这个民族的尊严已遭邻国践踏了数世纪之久。
某方面来说，所有独裁者都很类似。从史达林的苏联到毛泽东的中国，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到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所有独裁政权都使用相同的伎俩：将自己的同乡耸立在每个城镇广场，将自己的肖像悬挂在每间办公室，就连手表的表盘上也放上独裁者的脸孔。但金日成进一步将个人崇拜推向新的境界。金日成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独裁者肖像馆中脱颖而出，在于他掌握了信仰的力量。金日成了解宗教的力量。他的舅舅在共产党统治前的时代曾是一名新教牧师，当时的平壤有着极具活力的基督教社群，为平壤赢得“东方耶路撒冷”的称号。金日成掌权之后，关闭教堂、查禁圣经、将基督徒流放到内陆地区，并且挪用基督教的图像与教义作为自我提升的工具。
北韩招来世人的讪笑。我们嘲弄北韩宣传的夸大不实与北韩民众的愚昧易欺。但别忘了，北韩的洗脑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每天十四个小时待在日托中心；往后五十年，每一首歌、每一部电影、每一篇报纸文章与招牌告示都在神化金日成；这个国家被密封起来不与外界接触，人民无从怀疑金日成的神性。在这种状况下，谁有办法摆脱呢？
宋太太不需要检察人员督促。即使在仓促忙乱的早晨，在收卷床席、准备午饭乃至于催促孩子出门之际，她仍然不忘时时拂拭肖像。许多妇女不喜欢佩戴金日成襟章，因为它会让衣服产生破洞，而且铁锈也会弄脏衣服，但宋太太可不这么想。有一天，她仓促之间换了衣服，忘了把襟章别上便匆匆出门。结果在路上被一名少年给拦住了，从他的臂章可以看出他是社会秩序维护队的成员，这些人来自于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负责在街上随机注意民众有没有佩戴襟章。初犯通常必须额外上几堂意识形态课程，而且会留下不良记录。但宋太太对于自己忘了襟章一事表现出极为惊恐的样子，这名少年于是只是稍微警告几句就让她走了。
与其他北韩孩子一样，宋太太的孩子们不庆祝自己的生日，而是庆祝金日成（四月十五日）与金正日（二月十六日）的生日。这两天是国定假日，而且通常只有这两天民众才能配给到肉品。能源危机发生以后，这两天就成为唯一有电的日子。在领袖生日的前几天，劳动党会分给每个小孩两磅以上的糖果。对孩子来说，这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礼物，有各种饼干、果冻、巧克力与口香糖。这些小礼物必须等到领袖生日当天才能吃，不过有些母亲才不管这么多，至于宋太太当然是一且按照规矩来。当节日来临，所有的孩子在肖像前排成一列，表达对领袖的感谢。孩子们同时弯腰，深深地一鞠躬，而且充满感情。
“谢谢金日成元首父亲”，孩子们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一胖观看的母亲满意为止。
玉熙抱怨“志工”的工作，但这是北韩青少年应尽的爱国职责。从十二岁开始，孩子们就被动员起来到农村种稻，他们要学着育苗、插秧与除草。玉熙一到春天就感到害怕，因为她必须提着篮子运土与喷洒杀虫剂，毒气刺痛了她的眼睛。当其他孩子一边快乐唱着《让我妈保卫社会主义》一边踏步前进时，她却抿着嘴巴怒目而视。
北韩长期以来缺乏化学肥料，而且农村也缺乏牲畜，所以需要人的排泄物来制作堆肥。每户人家每个星期要提供一桶，送到数英里外的仓库存放。提供堆肥的家庭可以获得一张收据，证明你已尽到职责，而这张收据日后可以用来换取粮食。
玉熙与永秀于一九八八年结婚，结婚的仪式遵照北朝鲜传统：站在金日成铜像前，由他代替神职人员象征性地主持婚礼。他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玉熙穿上米黄色外套与黑色裤子，永秀穿上深色西装，僵硬地站在高大的铜像前拍照留念。他们留下一束花，相信他们的结合在精神上受到伟大领袖的祝福。他们回家享用宋太太摆下的宴席。根据传统是要吃两场宴席，一场是新娘家的，另一场是新郎家的，这当中带有一种彼此较劲炫耀家产的味道。这些宴席所费不赀，因为邻居与同事都在受邀之列，此外新娘家还必须附上嫁妆：装满被褥的柜橱、厨具、镜子与梳妆台，家境富裕的话，有时还送上缝纫机与电器用品。
在这栋大楼里，宋太太家是少数拥有电视的家庭。一九八九年时，电视的价格约合三个月薪水，大约是一百七十五美元，而且除非经工作单位特别批准，否则不许购买。政府通常为了表彰对国家的特殊贡献，才会以金日成的名义批准该项许可作为奖赏。长博之所以能拥有电视机，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在韩战时曾渗透到敌后进行谍报工作的缘故。这台电视机是日本日立公司制造，却标示着韩国的厂牌松木公司。北韩的电视机与收音机已经预先设定，只能接收政府的频道。此外，节目内容比较倾向娱乐性。除了固定的金日成演说外，平日晚上有体育、音乐会、电视剧以及金正日制片厂制作的电影可看。周末晚上，有时还会有俄国电影可看，算是一项特别节目。宋太太与丈夫对于自己家里的电视感到自豪。他们看电视时总会将家门打开，让邻居能随意进来跟他们一起观看，充分反映出当时的集体精神。
让长博惹上麻烦的节目，本身其实没什么问题，内容主要是报导一家专门生产雨季雨鞋的工厂。镜头拍摄一群在生产线前面工作极有效率的工人，雨鞋就这样由数千名工人生产出来。旁白除了大力赞扬雨鞋的优良品质外，还提出重重数据佐证这家工厂的惊人产量。
“哼，如果有这么多雨鞋，为什么我的孩子一双都拿不到？”长博一边说，一边放声大笑。他未加思索说出的话，竟为他招来祸事。
宋太太始终搞不清楚是哪个邻居告密。她的丈夫所说的话很快被呈报到人民班，而人民班又上报到公安部。这个名称让人觉得不祥的部门，其实就是北韩的政治警察。它拥有广大的线民网络。根据脱北者的说法，每五十人至少就有一人是线民，这个比例甚至比东德臭名远播的国家安全部还高，在两德统一后，这些情报档案都已被公开。
窥探自己的同胞似乎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消遣。有些窥探者来自于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例如那位因为宋太太忘了带襟章而将她拦住的少年。这些人也监督服装仪容，例如不准穿牛仔裤或上头印有罗马字母的T恤[9]，头发也不许太长。劳动党正式发布一道命令，要求男性的头发不许超过五厘米，但秃头的男子可以留到七厘米。情节严重者将会被公共标准警察逮捕。另外还有“纠察队”，这是机动的警察单位，他们在结构随机寻找违法者，而且可以无预警下闯入民众家中。他们会找出超过用电额度的用户，例如超过四十瓦的灯泡、加热板或电锅。在一次突袭检查中，有个民众慌忙间将加热板藏在毛毯里，结果居然把房子给烧了。纠察队经常在午夜过后上门检查家中是否收留了未得到旅行许可的人。这是一项严重的罪行，就算是外地来的亲戚也不允许，更糟的是有时留宿的还可能是自己的情人。但是从事窥探不只是警察与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每个民众都应该艰巨破坏欲违法行为。由于北韩太贫困，电力供应不足以维持电子监控，所以国家安全必须仰赖人力情报——告密。报纸偶尔会出现文情并茂的报导，描述勇敢的孩子纠举父母的违法行为。由此看来，因发表对当局不满的言论而被邻居告发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其实，夫妇俩很清楚自己有多幸运。要不是长博完美的阶级背景与党员身份，恐怕他无法轻易脱身。此外，宋太太曾经担任大楼人民班的班长，加上国家安全官员尊敬她，这些都对长博的无罪开释起了一定作用。如果长博在社区里地位不牢靠的话，那么他未加思索说出的话就足以让他被流放到山里的囚犯营。他们听过有人曾拿金正日的身高开玩笑，结果被判了无期徒刑。宋太太的工厂也有一名妇女因为在日记上写了东西而被带走。当时她对那名妇女并无任何一点同情。
玉熙偷听到父亲与朋友的谈话。她默不作声，只是颌首赞同。长博发现时，起初是嘘了她几声想打发她走。最后他放弃了。他要玉熙发誓不能说出去，而后才吐露他心中的秘密。长博告诉她，金日成并非他自己所宣称的抗日斗士，其实他不过是苏联的傀儡。他告诉她，南韩现在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就连一般的工人都买得起汽车。他说，共产主义已经证明是个失败的经济体制。中国玉苏联现在都转而拥抱资本主义。父女俩一连谈上好几个小时，但他们总是小心翼翼放低音量，以免被邻居窃听。而且，在这种时候，他们绝对会确定宋太太这位真正的信仰者不在屋内。
在北韩，如果旷职的话，就拿不到可以换取粮食的粮票。如果你无故旷职一个星期，可能会被监禁起来。
与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北韩也有黑市。虽然技术上来说，私下买卖商品是违法的，但朝令夕改而且没有人放在心上。金日成允许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与贩卖蔬菜，于是宋太太住的公寓后方空地就成了临时市场。说是市场，其实只是将防雨布铺在地上，卖的蔬菜也少得可怜，只有樱桃萝卜与白菜。有时看得到旧衣服、破损的碗盘与二手书。刚生产的新品不准在市场上买卖，只能在国营的商店贩售。谷物的贩售也是不允许的，一旦被查获贩售稻米，就会被送进监狱。
事实上，纯正的共产党员也不购物。金日成在二十世纪创造出反消费主义的文化。亚洲其他地方的市场总是充满人潮和商品。北韩则非如此，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商店是平壤的两家百货公司——一号百货与二号百货，这是他们的名称——里面卖的商品也跟他们的名称一样令人惊奇。当我于二零零五年造访平壤时看到这些百货，我看到一楼陈列的中国制脚踏车，但我不知道这些商品是拿来贩售的，还是展示给外国人看的。一九九○年代到平壤观光的人提到，百货公司有时会在橱窗摆上塑料水果与蔬菜给观光客看。
照理北韩人是不用购物的，因为理论上他们需要的每样东西都会以金日成的恩惠为名义由政府提供给民众。他们每年会分到两套衣服，夏衣和冬衣。新衣服由工作单位和学校发放，通常会在金日成生日那天，用来加强民众的印象：这些都是金日成的恩惠。所有的物品都已标准化。鞋子自由两种，乙烯基鞋或帆布鞋，皮鞋是奢侈品，只有有额外收入的人才负担得起。所有衣服全是由类似宋太太工作的制衣厂生产的。常用的布料是维那龙，这种布料不易染色，所以衣服的颜色很单一：工厂工人的制服是单调的靛蓝色，高级工人的制服是黑色或灰色。红色主要染在红领巾上，儿童直到十三岁为止要在脖子上系上红领巾，这是少年先锋队规定的服装样式。
北韩不仅没有商业买卖，实际上也没有金钱。北韩的薪资非常微博，与其说是薪资，不如说更像是零用钱。宋太太每月的薪资是六十四朝鲜圆，以官方的汇率来说是二十八美元，但实际上这样的金额连买一件尼龙毛衣都不够。你只能用这笔钱支付杂项支出，例如电影票、理发、公车票与报纸。男人用这笔钱买香烟。女人则是购买化妆品，令人惊讶的是，她们在这方面得花费还不少。大红色的口红让北韩妇女看起来如同复古的四零年代电影明星，粉红色的腮红让寒冬里女性枯黄的脸颊重新焕发健康光泽。清津每一个邻里都有自己的国营商店，而无论哪一个邻里的国营商店完全一模一样。北韩女性看重自己的外表：宋太太宁可不吃早餐，也不愿不化妆就上班。宋太太天生卷发，但与她同样年龄的北韩女性则必须到美容院烫发。这些美容院看起来象装配线一样，一整排的理发椅专供男性使用，女性使用的则在另一排。美发师全是国家雇员，在便利局底下工作。便利局也主管脚踏车与鞋子的修理。
最重要的部分是白菜。秋季，政府会配给白菜给民众制作泡菜。这种以辣酱腌渍的白菜是韩国的民族菜肴，也是韩国传统饮食在漫长冬季中唯一的蔬菜食品，它跟稻米构成了韩国文化的主要成分。北韩政权了解，少了泡菜，民众一定会很不高兴。家中的成人可以分到七十公斤的白菜，孩子可以分到五十公斤，以宋太太家来说，如果加上婆婆，合计是四百一十公斤。
事实上，中国境内有数千名朝鲜族为了躲避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所造成的饥荒，因而逃到了北韩。到了一九七○年，北韩家家户户都已覆盖上屋瓦，每个村落都已接上电线，过着有电的生活。就连顽强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员海伦·路易斯·杭特——她在一九七○年代所写的北韩报告，现在已经解密出版——也勉为其难地坦承，她对金日成的北韩感到印象深刻。
然而果真是如此吗？所谓的北韩奇迹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幻觉，完全是以无法实现的宣传为根据。北韩政权从未公开经济统计数据[6]而且费尽心思欺骗外来的访问者，乃至于欺骗自己。各级督导例行性地捏造农业生产与工业产出的统计数据，因为他们不敢告诉长官实情。为了圆谎，只好说更多的谎，从基层传达到高层的讯息没有一件是真的，所以可以想见金日成本人恐怕完全不知道经济的状况有多糟。
虽然北韩嘴巴上高傲的宣传它的主体思想与自给自足，但实际上它的生存却完全仰赖邻国施舍。北韩获得的补助包括石油、稻米、肥料、药品、工业设备、卡车与汽车。另外还有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X光机与保温箱，与来自东德建筑师的协助。金日成善用中苏间的矛盾敌对从中取得援助。金日成就像过去的皇帝一样从邻国获取贡物：史达林个人送了一辆防弹的豪华礼车，毛泽东送了一节火车车厢。
北韩的财富绝大部分都挥霍在军队上。北韩国防预算吃掉百分之二十五的国民生产毛额，与此相比，工业国家的国防预算平均低于百分之五。虽然从一九五三年以后朝鲜半岛已无战事，但北韩仍维持一百万的武装部队，使这个面积小于美国宾州的小国拥有世界第四的军事力量。北韩宣传机器持续歇斯底里地高分贝报导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即将发动入侵。
北韩对于时代的演变完全无知。金正日虽然了解冷战已经结束，但似乎没有看出他的共产党老靠山已将兴趣转移到赚钱上面，无心自主这么一位具有核子野心的过时独裁者。而北韩在经济上的最大对手南韩，早在一九七○年代反败为胜；又过了十年，北韩已被远抛在后。中国与苏联完全不顾念共产国家情谊，它们只想与南韩的现代和三星这类公司打交道，而不愿与北韩未能准时付款的国营企业做生意。一九九○年，苏联在崩解的前一年与南韩建立外交关系，这对北韩的世界地位造成严重打击。两年后，中国也与南韩建交。
不久，北韩陷入死亡的恶性循环。没有廉价的燃油与原料，北韩无法让工厂维持运转，这意味着北韩没有货物可以出口。没有出口，就没有强势货币，没有强势货币，就无法进口燃料，没有燃料，就无法发电。煤矿没有电力无法开采，因为矿坑需要电力帮浦抽出坑内积水。煤的缺乏让电力缺乏更加恶化，而电力缺乏进一步使农业减产。就连集体农场也无法在停电的状况下正常生产。北韩贫瘠的土地要养活两千三百万人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所需的农业技术必须仰赖农业灌溉设施、化学肥料与除虫剂，但这些都需要电力，生产肥料与药剂的工厂缺电缺料根本无法开工。北韩开始缺粮，挨饿的民众没有力气工作，产出又进一步下降。北韩经济开始象自由落体般直线下降。
北韩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几乎所有粮食都由集体农场生产的国家[7]。国家没收所有的收成，然后再将一部分返还给农民。但是一九九○年代初期，收成逐渐减少，挨饿的农民开始将收成的一部分隐藏起来——有些农村故事提到，农民在屋檐内的夹层存放粮食，结果重量太重压垮了屋顶。农民也不愿在集体农场尽力耕作，而是专注于自己住宅旁的家庭菜园或未开垦的陡峭山坡隙地。开车经过北韩乡野，你可以清楚看到死人菜园与集体农场的对比。前者种满蔬菜，高耸的豆架，垂下的藤蔓覆盖着南瓜；后者则是一排排杂乱无章发育不良的玉米，全是由所谓的爱国志工种植的。
损失最大的民众是城市居民，他们没有土地可以种植自己需要的粮食。
北韩人民经常认为自己很强悍——事实上确是如此。宣传机器发动新的造势活动，它虚构了一则故事来唤起北韩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故事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金日成领导了一小股抗日游击队“在零下二十度的气温下与数千名敌军作战，他们应用地忍受大雪玉饥饿，让红旗继续飘扬在队伍之前。”他们口中所说的这场“苦难的行军”，后来成为北韩这场饥荒的隐喻。《劳动新闻》激励北韩人民以金日成的牺牲精神为鉴，努力对抗饥饿。
忍受饥饿成为一种爱国责任。平壤街头挂起了新的宣传标语，上面写着：“让我们一天吃两餐。”北韩电视台放映了一部纪录片，提到有人因为吃了太多米饭而把胃撑破了。无论如何，粮食缺乏是暂时的——报纸引用农业官员的话表示，来年稻米酱油特大量的收成。
这个时期的其他回忆则是苦涩的。金智恩，当时刚从医学院毕业，担任住院医师的她，在某个周末与父母、妹妹、妹夫以及两个小孩一起前往果园。带着还在学步、不断央求的孩子，他们直到中午才抵达。但他们太晚了，在他们之前已有许多人过来捡拾。他们只在地上找到一颗有点烂掉的梨子。他们把梨子带回家煮，然后切成无份，分给两个孩子、父母与金智恩的妹夫。金智恩自己与妹妹什么也没吃。
那一天是一九九三年九月九日，金智恩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日子，因为这是她出生以来第一次整天没吃东西。很少有人会记得这么清楚。一个时代的结束不是在转瞬间产生的，它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直到人们发现他们的世界已经完全改观。
当美兰的父亲从矿区带回来的薪水越来越少，到最后终于停止发薪时，她的母亲不得不开始从事违法的勾当。她不是个能干的家庭主妇，但谈到赚钱，她的办法可就多了。她做过缝纫、只做过手工豆腐，还有一段时间养过猪，虽然最后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养活这些猪而放弃。比较成功的是她想出一个风味类似于冰淇林的食谱。她买了一台名叫北极机器的二手制冰器。因为几乎不可能买到牛奶或鲜奶油，所以她利用制作豆腐剩下的水，加上红豆与糖增添风味。她把这个古怪的混合物导入制冰盒结冻。韩国人溺爱孩子，如果家里有剩余的食物，他们会塞给孩子当零嘴。有时候美兰的母亲会在朋友的卡车后面兜售货物。劳动党规定不许私自赚钱营生，但她把这些规定抛诸脑后。与其说她是个反抗者，不如说她是个对意识形态漠不关心的实用主义者。她把贩售豆腐冰淇淋赚来的钱，用来在黑市购买玉米，有时候还会购买白米。
至少在一开始，他们的关心带有十九世纪书信体的性质。他们唯一联系的方式只有书信。一九九一年，当南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出口国时，北韩几乎没有几个人用过电话。民众必须到邮局才能打电话。但即使是写信也不是件简单的事。书写用纸相当少。民众只能在报纸旁的空白处写字。国营商店卖的纸是玉米壳做的，如果写得太用力，纸很容易碎。美兰必须向母亲要钱买几张进口纸。粗率地打草稿显然不可行，纸张太珍贵了。平壤与清津相距只有两百五十英里，写信却要一个月才会到。
我在这里要稍微离题谈谈北韩的性：北韩没有约会文化。许多婚姻要不是出自父母之命，就是透过党委书记或长官介绍。情侣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过于亲昵，就连牵手也被认为是有伤风化。脱北者一致表示，在北韩没有婚前性行为，也咩有学生未婚怀孕的事。“这种事太可怕了，完全无法想象。我甚至没想过会有这种事”，这是一名北韩妇女告诉我的，她绝对不是在装正经——我访谈她的时候，她在首尔从事性工作。北韩不想南韩或日本一样有宾馆。没有旅行许可，你无法投宿一般的旅馆，而且没有任何一家旅馆愿意接受未婚的情侣投宿。清津人告诉我，未婚情侣想发生性关系，要不是去荒郊野外，就是趁夜里去公园，但我从来没听过有人承认自己已做过这种事。
俊相在平壤的体验，使美兰得以一窥遥远的特权世界。她在聆听时很难不产生欣羡的念头。美兰在高中是最后一年，她担心自己受到的教育将到此为止。她看到自己的姊姊们因为父亲的背景而无法进一步发展。其中一个姊姊甚至需要教育局同意才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在三个姊姊中，只有大姊继续上大学，即使如此，她仍不许选填表演艺术科系。最后她读的是体育系，而且中途就休学结婚。
一九九一年秋天，她搬离原来的家住进大学宿舍。这所师院位于浦港区的闹区，对面是博物馆，位于公园之后，刚好面对着金日成铜像的背面。
美兰抵达的第一天，就对这所学校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宿舍是现代建筑，四个女孩住一间寝室，每个人一张床，而不是象韩国的床席一样铺在加热的地板上——这种传统的夜间暖气设施反而能消耗较少的燃料。当清津的冬季气温下降到冰点时，美兰才恍然大悟学校为什么愿意让她入学。宿舍没有暖气。她每晚穿着外套、厚袜子与连指手套，头上包着毛巾睡觉。早上醒来，她呼吸的气息冻成了霜，固结在毛巾上。女学生在浴室清洗卫生布[7]，因为天气实在太冷，卫生布洗完晾不到几分钟就结冻了。美兰讨厌早晨。与俊相的学校一样，这些师院女生早上六点被叫起来早点名，但她们不需要象骄傲的士兵一样踏步前进，而是一边发抖一边走进浴室，用冰水冲她们的脸，她们的上方则是挂着壮观的结冻卫生布。
学生餐厅的伙食更糟。北韩此时正推行所谓的“让我们一天吃两餐”运动，但学校则是更进一步，一天只供应一餐——用盐、水与干芜菁叶煮的清汤。餐厅有时会多加一匙白米与玉米，熬煮数小时好让谷物膨胀变大。师院的女生有人开始染病。美兰的一名室友因为营养不良，脸上出现脱皮。她决定休学，而其他人也逐渐跟进。
后来，俊相与美兰想到这些事就可以连笑好几个钟头。显然他们对于欺骗父母这种事乐在其中。秘密不仅必要，而且有趣。它虽然带来违法的恐惧，却也让他们在这个毫无隐私的社会里拥有一块共同的心理空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对处处受限的或的一项无害反叛。
他们有更多的欢笑，也有更多的话题。日后，当他们年纪渐长而且生活在比较舒适而安全的环境时，回首当时交往的岁月，反而觉得那是他们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他们沉浸在两人的小世界里，浑然不知周遭起了什么变化。
所有北韩民众都非常清楚地记得，当他们得知金日成去世的消息时，自己身在何处与正在做什么。数年来与北韩人的访谈经验，使我学到要提这样的问题：“当年这道这件事的时候，人在哪里？”这些受访者无论有多健忘或者多固执，只要听到这个问题，精神全为之一振。压抑着九十年代创伤以及的人，会突然极为生动而详细地描述他们当天的作息。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强大的震撼把寻常的时间法则与意识全冻结住了。
七月六日，金日成前往平壤北方一处专门用来接待国外贵宾的别墅视察，他打算在这里招待他的南韩客人。他顺便到附近的集体农场“莅临指导”。这天的天气非常炎热，气温将近华氏一百度[3]。晚餐过后，金日成突然心脏病发，情况十分危急。几个小时过后，金日成去世了。而他的死讯延迟了三十四小时才对外宣布。虽然早在二十年前金正日已被指定为继承人，但平壤方面仍需要时间为共产世界首位世袭继承者做准备。
他对她投以嫌恶的眼光。虽然永秀因为酗酒与性格不佳而无法加入劳动党，但他仍幻想自己已是资深官员，认为自己应该作为旁人的表率。他喜欢指导与训斥。在家里，永秀是唯一擦拭金氏父子肖像的人。玉熙不想管这种事。现在，妻子对于领袖的死无动于衷，他感到怒不可遏。当玉熙离开房间时，他恨恨的说：“你不是人。”
俊相也坐下了，出自之外，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他把头放低，不让人看出他脸上的困惑，而他只是聆听旁人呜咽的韵律。俊相偷偷朝着极度悲伤的同学瞟了一眼。他对于自己是唯一未哭泣的人感到诧异。令他困窘的是，他经常在电影或小说的末尾流泪不止，因此成了他弟弟的笑柄，他的父亲也批评他，说他“象女孩一样软弱”。俊相揉揉自己的双眼，只想确认一下。他的眼睛是干的，他没有哭。他到底怎么了？金日成死了难道他一点也不难过吗？他不爱金日成吗？
俊相已是个二十三岁的大学生，他当然有理由怀疑一切权威，包括北韩政府。他对于自己的质疑能力感到自豪。但他不认为自己具有煽动性或者是国家的敌人。俊相相信共产主义，或者至少相信无论共产主义有什么缺点，都比资本主义来得平等与人道。他曾经想象自己最后会加入劳动党，而且毕生投入于改善祖国的工作。而人们对于最好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是如此期望。
现在，被包围在一群啜泣的学生当中，俊相感到纳闷：如果其他人这么敬爱金日成而他不是，他要如何融入人群之中？他曾经超然的思索自己的反应（或者说毫无反应），突然感到不寒而栗。他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冷漠，使他完全孤立。俊相一直以为自己在大学交了几名好友，但现在他知道自己完全不了解他们。当然，他们也不了解他，要是真了解的话，他就有麻烦了。
歇斯底里与群众产生致命的结合。人们开始向前推挤，他们撞到了那些排队的民众，把哭道的哀悼者踩在脚下，连仔细修剪的树篱也被踏平。在几个街区之外，广场的噪杂声经由潮湿的空气传了过来，听起来宛如一场暴动。天气也阴晴不定，有时倾盆大雨，有时异常炎热。然而戴帽与打伞都不被允许。若热的阳光直接照射民众的头顶，潮湿的人行道让街道成了浑浊的蒸汽浴场。群众融化在泪水与汗水的海洋中。许多人晕倒。第一天过后，警方试图以绳索隔开群众来控制场面。
排队的民众不断跳脚，猛搥自己的头，夸张地瘫软在地上，撕扯自己的衣服，无望地挥舞拳头发泄怒气，无论男人或女人，全都痛哭流涕。
这场哭戏逐渐演变成一场竞赛。谁哭得最大声？谁悲伤到精神错乱？电视新闻更是助长了哀悼者的气势，媒体连续几个小时播放民众痛哭的画面，满脸泪水的成年人一头撞向树干，船员用头敲着船桅，飞行员在机舱里哭泣等等。这些场景之间穿插着打雷闪电与狂风暴雨的镜头，宛如到了世界末日。
一开始是自发性的悲伤，后来却变调成爱国的责任。在十天国丧期间，妇女不许化妆或整理头发。饮酒、跳舞与音乐一律禁止。人民班记录民众前往铜像凭吊的次数以考察他们的忠诚度。每个人都受到监视。他们不只考察行动，也观察脸部表情与声调，以此来判断民众是否诚恳。
美兰在十天国丧期间，每天要去铜像凭吊两次，一次是带着幼稚园孩子去，另一次是跟着老师们一起去。她开始对这份差事感到恐惧，她不只要表现悲伤，她还要保护这些脆弱得孩子不受践踏，而且不能让他们太歇斯底里。在她班上有一名五岁小女孩，她哭的十分用力，充分证明她的哀痛，美兰却担心她会体力不支。但之后美兰发现这名女孩偷偷把口水吐在手上，然后往脸上一抹。原来那不是真的泪水。
“我妈告诉我，如果我没哭，我就是个坏孩子”，女孩坦白的说。
清津一名著名的女演员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很不利的状况，无论她怎么努力，就是挤不出眼泪来。这不仅使她在政治上面临风险，职业上也是。“这是我的工作，我的眼泪必须随传随到”，几年后这名女演员金慧英在首尔表示。
北韩医师被期望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由于缺乏X光机，他们通常只能使用捡漏的X光透视机，让病人暴露于高度辐射下：也因此使得不少老一辈的医师后来都得了白内障。医师不仅要捐血，还要捐出小面积的皮肤移植给烧伤病患。金医师因为身高体重远低于平均值，得以免除最后一项义务，但她仍然要到山上采集药草。
亲自调制药品也是北韩医师的要务，住在温暖气候地区的医师还会种棉花来纺制绷带。医师全都得外出采集药草。金医师的工作单位尽可能在春秋两季各腾出一个月的时间让医师去采集药草。这段时间，他们睡在荒郊野外，几天才洗一次澡。没人都得采集到规定的数量，然后将采到的药草运回医院的药剂室，接受称重。如果重量不足，还得几许去采。他们通常要深入山区渺无人际之处，因为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早已被想卖药草或留作自用的民众给采光了。其中最抢手的是芍药根，能用来放松肌肉，治疗神经疾病。也山药可调节女性月经周期，蒲公英有助消化，姜可以防治恶心。苍术属植物也算一种颇受欢迎的中药，能增强免疫力，无法取得抗生素的时候就靠它了。
多年来，北韩医院一直采用草药疗法，辅以西药。医师不用止痛药，而用拔罐——一种让有吸力的小杯刺激人体特定部位学业循环的方法。另一种方法也是源自中医，也就是用艾草针灸患部。由于缺乏麻醉药，对付简单的手术如切除阑尾，医生就用针灸代替。
金日成安厝于一处地下陵寝，他的一体在做过防腐处理后公开陈列，这是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所建立的共产党传统。北韩政府举办了为其两天（七月十九日与二十日）的隆重葬礼。平壤广播电台报道有两百万人参加了这场仪式，金日成的灵柩放在凯迪拉克车顶上巡回整座城市，后头跟着踢正步的士兵、军乐队、以及架有领袖肖像与花叶装饰的加长礼车车队。百辆车队行列从金日成广场出发，行经金日成大学与市中心一百英尺[3]高的金日成铜像（这是北韩最大的金日成铜像），最后停战革命门前，这个巴黎凯旋门的仿制品，只是更为巨大。次日有一场纪念仪式。正午十二时，全国各地警报声响起，车辆与船只鸣按喇叭，每个人立正默哀三分钟。国丧期终于结束。该是国家返回正轨的时候了。
在小儿科病房，金医师则注意到她的病人出现奇怪的症状。在她治疗的孩子当中，凡是一九八○年代晚期到一九九○年代早期出生的，体格都小的惊人，甚至比金医师自己读小学时的个子还小，她当时是班上最矮小的学生。这些孩子的上臂瘦到金医师只需要用自己的食指与大拇指就能轻易圈住。他们的肌肉软弱无力。这是肌肉耗损的症状，也就是身体在饥饿状态下会吃掉自身的肌肉组织。这些孩子因便秘而来看诊时，症状剧烈得让他们痛得大叫。
问题出在食物上。粮食短缺使得家庭主妇开始采集杂草与野草加到汤里面，塑造出一种蔬菜的假象。玉米逐渐取稻米成为主食，但人们不仅吃玉米，还吃玉米叶、玉米壳、玉米茎与玉米轴来充饥。大人还撑得住，孩子稚嫩的胃可受不了。在医院里，医师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他们决定给这些母亲一个烹饪上的建议。“如果你们要煮野草或树皮，就必须把这些东西磨得很细，然后煮久煮软一点，这样比较容易吃”，金医师告诉她们。
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与成人则是出现另一种奇怪的新症状。病人的双手长出发亮的疹子，这些疹子要是长在锁骨附近，感觉就像戴了项链，要是长在眼睛周围，看起来如同戴了眼镜。这种症状有时被称为“眼镜病”。事实上这是糙皮症，主要是饮食中缺乏烟碱酸所引起，通常发生在只吃玉米的人身上。
几年过去了，医院能提供的治疗越来越少。地下室的火炉将煤炭烧尽之后，步入熄灭的命运，于是医院的暖气停了。一旦自来水停止供应，也无法适当地拖地。即使在白天，院内也算一片阴暗，医师只能站在窗边写报告。病人必须自备食物与毛毯。由于绷带稀少，病人会剪下被弹权充绷带。虽然医院仍然有能力制造静脉输液，但它们没有瓶子来装这些输液。病人必须自己带瓶子来，通常是使用清津最受欢迎的啤酒“乐园”啤酒的空瓶。
金日成的死实际上并未对北韩造成多大改变。金正日在他父亲去世前十年已逐渐掌握权力。竞技不可避免的崩溃是经年累月的结果，其病根始于北韩经济的缺乏效率。但北韩的伟大领袖挑了一个好时辰离开人世，往后数年的灾难因此不至于使他毕生的事迹蒙尘。要是金日成多活几年，今日北韩人将不会以怀旧的心情回顾在他统治期间曾拥有过相对富足的生活。他去世之际，刚好就是他的共产主义美梦咽气之时。
幼稚园离美兰家步行约四十五分钟，外表看起来几乎与她在清津实习的幼稚园一模一样。这家幼稚园位于一座单层水泥建筑物里，要不是外围的铁栏杆漆上色彩鲜艳的向日葵，否则整个园区让人感觉有点阴森。铁栏杆将整个幼稚园围绕起来，在入口处上方构成一道拱门，上面的标语写着：“我们很幸福”。教室前方的操场上有木椅坏了的秋千、滑梯，以及攀爬架等几样老旧的游戏器材。每间教室里清一色的黑板上方挂起金日成与金正日父子肖像，低矮的双人座书桌是用木板制作而成的，边缘以铁架加以固定。教室另一边有个陈列了几本书的大书柜，但这些书几乎无法阅读，因为这都是在很久之前从原版书影印的，只能看到不同层次的灰色字影。这里的书本与纸张一直很稀少，积极的母亲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家也能念书，就必须亲手抄写教科书。
在一九七七年的《论社会主义教育》[1]中，金日成写道：“只有以健全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教育为基础，人民的科学与科技教育以及体格锻炼才能成功。”由于美兰的学生还无法阅读伟大领袖的大量作品[2]，所以她大声朗读摘录给孩子们听，并鼓励他们跟着她一起复诵关键词。可爱的小女孩或小男孩童言童语地高声背诵金日成语录，总能引起打人轻声的或咧嘴的微笑。意识形态训练之后，接下来得课程是比较熟悉的科目，但亲爱的领袖从未离开孩子们的心灵。无论他们学习数学、科学、阅读、音乐还是艺术，孩子仍被教导要尊敬领袖与憎恨敌人。以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课本上的几道题目为例：
“八名男孩与九名女孩唱歌赞美金日成。唱歌的孩子总共有多少人？”
“在反抗日本占领时期，一名女孩送信给我们的爱国部队。她把信放在装有五颗苹果的篮子里，却在检查哨被日本士兵拦住。士兵偷了两颗苹果。请问还剩几颗苹果？”
“三名朝鲜人民军士兵杀死了三十名美军士兵。如果这三名士兵每人杀死的美军士兵数量一样，那么他们各杀了几名美军士兵？”
房间中央摆着一个金日成的诞生地万景台的模型，外围用一个方形的玻璃罩罩住。万景台是位于平壤郊区的一个村落。孩子们隔着玻璃看着迷你的茅草屋顶农舍，得知伟大领袖生于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以及他来自一个爱国者与革命份子家庭。孩子们也被教导金日成在三一运动时曾高喊抗日口号——这场发生于一九一九的抗日暴动，当时金日成才七岁——还有他如何斥责富有的地主，小小年纪的他，在精神上已是一名共产党员。金日成十三岁时即离开家前去解放自己的国家，挂在房间墙面上的油画描绘出金日成抗日斗争的功绩。从北韩的角度来看，金日成几乎是单枪匹马将日本人击败。官方历史省略了他在苏联的时期以及史达林扶植他成为北韩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
要说这当中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金日成死后似乎变得比生前更伟大。平壤下令改变历法。北韩人不再使用以耶稣生卒年为准的西元纪年，而将现代的起始定于一九一二年，也就是金日成出生那年，以此推算，一九九六年要改成主体八十四年。金日成后来被成为“永远的主席”，虽然长眠于永生塔下设有空调设备的陵寝里，他的精神仍统治这个国家。金正日取得劳动党总书记与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后者是北韩最高职位。虽然无疑地金正日是国家元首，但他坚持不接受父亲留下的国家主席职位，充分显示他的孝心，而这也使他在父亲庇荫下（父亲比他来得更受尊敬也更受欢迎）能继续掌握权力。在一九九六年之前，金正日禁止竖立自己的铜像，反对挂上自己的肖像，而且避免在公共场合露面，但父亲死后，他的姿态似乎越来越高。就在金日成去世那年，教育部下令全国各级学校设立金正日研究室。这些研究室就跟他父亲的特殊房间一样，不同的是，房间中央的模型从万景台的小村落改成白头山，这座跨越中国玉北韩辩解的火山是金正日的诞生地，据说他出生时还出现双虹的吉兆。白头山是个好选择：韩国人长久以来一直把这座山尊奉为神话人物檀君的出生地。檀君是天神与熊女之子，传说他于西元前二三三三年建立了第一个朝鲜王国。北韩无视苏联方面的记载，上面显示金正日其实出生于俄国远东的伯力附近，当时他的父亲正与红军一同作战。
要在北韩虚构历史与树立神话相当容易，要在一九九六年的北韩盖一栋建筑物反而困难。金正日研究室与他父亲的研究室相比必须毫不逊色，但在工厂停工的状况下，砖块、水泥、玻璃乃至于木材都供应缺乏，最难取得的原料是安装在窗户上的玻璃，因为清津的玻璃工厂已经关闭。这段期间如果窗户破了，只能用木板或塑料板来遮盖。唯一仍在制造玻璃的地方是一家位于南浦[3]的工厂，可是学校没有经费购买。镜城的学校想出了一个法子。学生和老师可以收集以镜城当地的高岭土制成著名陶器，然后带往南浦——此处以盐田著称，以永陶器换盐，然后卖盐获利，再用这笔收入购买玻璃。这是个相当复杂的计划，但没有人有更好的点子。他们接到指示，要以自身的资源进行这场全国性的金正日研究室兴建计划。校长希望老师与家长能参加这趟旅程。由于大家都认为美兰具有活力而且聪明，最重要得是她值得信赖，所以大家都希望由她来执行这项任务。
为了让平壤维持橱窗城市的外观，北韩政府对于进入平壤的民众加以限制。美兰知道有个邻居被迫从平壤搬来，因为他们有个儿子患有侏儒症。乡村居民要前往平壤只能以工作单位或学校为团体申请。
他们在南浦买到玻璃之后，最后一晚，她与同伴睡在火车站外面。因为他们没有钱住旅社，而天气又很暖和。车站前有个小公园，实际上比较像是路口圆环，公园中央有一棵树，周围则是草地，人们在上面铺了厚纸板或塑料垫就地休息。美兰断断续续地睡着，翻来覆去寻找舒适一点的姿势，直到她发现有一群人站了起来。他们安静地交谈，并且指着字他们附近的某个人——他蜷曲着身体躺在树下，看起来睡得很沉。然而并非如此，那个人已经死了。
不久，拉来一辆牛车。站着的人分别抓着死者的手臂与脚踝，把尸体抬上车。就在尸体砰地一声落在木板上之前，美兰看了他一眼。死者看起来还很年轻，也许还是个青少年，这点可以从他下巴的光滑肌肤看得出来。当他的腿被抬起来的时候，身上的T恤也敞了开来，露初胸部的皮肤。嶙峋的肋骨在黑暗中露出阴冷的光芒。美兰从没见过这么瘦的人，然而话说回来，美兰也没看过死人。她感到一阵恐怖，但还是昏沉沉地睡去。
美兰后悔当初没有问俊相这件事，因为她不希望耽误两人短暂几小时的相处时间。她返回清津之后，开始关注自己先前未曾留意的现象。美兰发现，她刚来幼稚园时看到学生长得很瘦小，现在这些孩子的身形似乎又更小了，时光倒流就像电影影带倒转一样。每个孩子应该从家里带一捆柴火供学校地下室锅炉使用，但许多孩子的家中有困难。他们细瘦的脖子支撑着无力抬起的大头，突出于腰部上方的肋骨骨架小得可怜，美兰甚至用双手就可以环绕起来，甚至有些孩子的肚子开始胀大。美兰一看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记得曾看过一张索马里饥民的照片，每个人都挺着胀大的肚子；虽然她不知道这种状况可以用什么医学术语来称呼，但她在师范学院的营养学课程里学到，这是蛋白质严重缺乏所导致的。美兰也注意到孩子们的发色越来越淡，逐渐变成了红铜色。
“起来喽，别睡了”，美兰有一天叫惠玲起身，这名女孩趴在桌上，脸颊紧贴着木桌。
美兰用手托住她的下巴，扶起她的脸。之间惠玲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肿胀的眼皮沉重地紧闭着。她显得神志不清。她的头发散落在美兰手上，摸起来脆弱而粗糙。
几天过去了，女孩一直没来上学。美兰从邻居口中得知她的住处，她觉得自己应该登门拜访。但不知何故，美兰打了退堂鼓。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她其实很清楚惠玲发生了什么事，去了也不能改变什么。
美兰的班上有许多学生出现相同的情况。他们在上课时突然见往桌上重重一趴，到了下课时间，当其他学生蹦蹦跳跳跑到操场玩耍时，他们仍然动也不动地趴在桌上睡觉，或是躺在午睡的床席上。
事情的发展总是循着相同的流程：首先，家中无法提供学校需要的柴火；然后没有办法带午餐；接着孩子们没有体力上课，连下课时间也在睡觉；然后，孩子因不明原因而不再来学校上课。就这样，三年来，幼稚园的学生从五十名减少到十五名。
这些孩子发生了什么事？美兰不想追问，怕听到自己不想听到的答案。
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千人的死是统计数据，这话说得不错，对美兰来说也是如此。她还没有领悟到，自己的冷漠其实是环境养成的求生技能。一九九○年代的北韩，为了生存下去，人们必须狠下心来不跟别人分享食物。为了不让自己发疯，必须装作漠不关心。在那个时期，美兰必须学着在街上绕过尸体，假装没有看见。她可以毫无怜悯之心地看着五岁的孩子死去。如果连她最喜爱的学生都能不伸出援手，更何况是完全陌生的人。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共产国家成长的人无法独立谋生，因为他们总是期盼政府会照顾他们。但对于北韩饥荒的无数受害者来说，这种说法并非事实。北韩人民兵没有消极等死。当公共配给体系停止运作时，民众被迫各凭本事填饱自己的肚子。他们利用桶子与绳子布置成陷阱捕捉田里的小动物，火烧在阳台上悬挂网子捕捉麻雀。他们靠自己学习各种植物的营养成分。他们回到集体记忆力饥饿的过去，重新找回祖先的生存技巧：剥掉松树带有甜味的内层树皮，研磨成细粉，用来取代面粉；把橡实捣成糊状物，放进模子里使其成行为立方体，这些方块放入口中会自然融化。
北韩人学会吞下自己的自尊与捏住自己的鼻子。他们从农村动物的排泄物中挑出来未被消化的玉米粒。船厂工人发展处一种技术，原本储存粮食的货仓底部残留着腐臭黏腻的东西，他们将这些东西刮起了，放在地面晾干，从中可以拾取一点未烹煮过的稻米与其他可食用的谷物。
在海滩上，民众从沙里挖掘贝类，将海藻装满桶子。当局于一九九五年沿着海滩设立栅栏，[1]民众只能到海边未设栅栏的悬崖，将一把把的耙子首尾绑起来，伸到海里捞海藻。
没有人告诉民众该怎么做，北韩政府不愿公布粮荒的严重程度，于是大家只能自求多福。妇女们彼此交换烹饪心得。煮玉米时，玉米的壳、穗轴、叶子与茎不可丢弃，这些可以一起磨成粉。即使这些东西没有营养，但可以产生饱足感。煮面至少要煮一个钟头，让面条看起来大一点。在汤里加一点草叶，看起来就像加了蔬菜。把松树树皮磨成粉，可以做成糕饼。
民众投入一切心力在采集与生产粮食上。一大早就要起床寻觅早餐，早餐一吃完，紧接着就要思索晚餐的着落。原本吃午饭时间拿来睡觉，可以保留一点热量。
于是它们开始尝试从未有过的严酷饮食，这对于这对自视为美食家的夫妻来说，如同自天堂坠入地狱。宋太太必须带着厨房用的刀具与篮子从市中心往北边或往西边走到没有道路可通的地方，采集可供使用的野生植物。走进山里，也许能找到象蒲公英或其他尝起来风味还不错的野草，就连在粮食充裕时人们也愿意吃这些植物。宋太太偶尔会发现农民丢弃的腐烂白菜叶。她会将当日采集到的植物与她能买到的食材搭配起来烹煮。通常是磨碎的玉米粉——将玉米壳与玉米穗轴磨碎的廉价食物。如果连这都买不起，宋太太会买更便宜的松树皮内层粉末，有时还掺杂了一点木屑。
然而再怎么高明的厨艺也无法掩盖这股极恐怖的味道。宋太太必须不断地磨碎切碎这些野草与树皮，使它们成为软到可以消化的糊状物，例如面条或糕点。有一定形状或许还能自欺欺人，让人以为自己吃的是真的食物。宋太太只能将这些东西做成毫无风味口感的粥状物，而唯一能用来调味的只有盐。一点咖喱或红椒或许可以把味道盖过去，但这两样东西实在太贵了。食用油即便是有钱也买不到，油的缺乏使烹调变得十分困难。宋太太到姊姊的小姑家拜访时，她吃到了用豆茎与玉米茎熬煮而成的午餐。尽管很饿，但她还是吞不下去。茎又苦又干，就像鸟巢细枝般梗住了她的喉咙。她下意识地想把东西呕出，整张脸涨的通红，最终终于吐出来了。她感到很丢脸。
金日成去世后的一年间，宋太太唯一吃过的肉类是青蛙。她的几个兄弟在乡村抓了一些。宋太太的妯娌用酱油快炒，将其切成小块放在面条上，她觉得这道菜很好吃。蛙肉不是典型的韩国菜，宋太太过去从未吃过；遗憾的是，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尝蛙肉。到了一九九五年，北韩所有的青蛙都在过渡捕捉下消失无踪。
宋太太出发时把一万朝鲜元藏在自己的内衣里，好几层的冬衣掩饰了胸前不自然的凸起。她搭火车到平安南道卖了两百公斤的白米。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宋太太启程返家，这趟旅程花不到一天的时间，一包包的米全塞进她的作为底下。长博动用新闻记者的关系让她坐上三等车厢的卧铺，一等与二等车厢仅供劳动党官员与军官使用。只有在这个时候，宋太太才感受到自己身份的不同。这列火车很长，行经弯道时，可以看到后头的车厢，那些无法动用关系的人只能站着。他们紧密地挤在一起，从远处看过去黑压压的一片。还有更多人攀在车顶上。送该台早上八点三十分趴下卧铺，与同车的其他乘客交谈——一名士兵、一名年轻妇女与一名祖母辈的女士，他们谈起了铁道路况不良的问题。火车在昨晚整夜走走停停，而现在则是倾斜得厉害，使她们无法吃早餐。他们说话的声音变得短促，颠簸持续中断他们对话，知道一次巨大的弹跳将宋太太从座位上抬了起来，然后重重摔在地上。她侧躺着，左脸靠着意见冰冷的东西，后来才发现那是车窗的金属框。火车出轨了。
宋太太听见后防传来痛苦的叫声。车厢成了扭曲变形的金属笼子，后防拥挤的车厢几乎已完全损毁，绝大多数乘客都丧生了，前方车厢的菁英份子大致幸免于难。这场意外发生在新浦附近，距离清津约一百五十英里的海岸边，最后的死亡人数据说达到七百人。不过就跟北韩的其他灾害一样，这场意外绝不会被加以报导。
在饥荒中，民众不一定会饿死。通常疾病会更早上门夺走他们的性命。长期的营养不良会对身体的免疫力造成伤害，而饥饿也使人们更容易感染结核病与伤寒。即使能取得抗生素，但饥饿的身体过于虚弱，无法代谢抗生素。原本可以治疗的病症往往在饥饿的状况下突然恶化而致命。身体化学作用的剧烈波动，可能导致中风与心脏病。人们因为吃了无法消化的替代食物而死亡。饥饿是个卑劣的杀手，它隐藏在攀升的儿童死亡率或降低的预期寿命这类平淡无味的统计数据后面。它只留下了“超额死亡率”这项间接证据——这项统计数据显示出来某个时期的死亡率高于正常死亡率。
饥饿这名杀手有一套自然程序。它会先找上最脆弱得人——五岁以下的孩子。这些孩子罹患感冒，然后感冒恶化成肺炎；腹泻恶化成痢疾。甚至父母还来不及招人帮忙，孩子就死了。接着杀手找上老人，先从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下手，然后依次寻找六十几岁、五十几岁的人。接着就轮到壮年人。男性由于体脂肪较少，通常会比女性更容易死亡。强壮而结实的男性在面对饥饿时尤其脆弱，因为他们的新陈代谢往往会燃烧较多热量。
另一项更残酷的事实是，饥饿的目标往往是最无辜的人，也就是从不偷窃食物、不说谎、不欺骗、不犯法或不背叛朋友的人。这种现象正是意大利作家普里莫·雷维[5]逃出奥斯维茨后所描述的，他写道，他与其他幸存者从没想过战后能再重逢，因为他们全做过让自己羞耻的事。
宋太太在最悲惨的状况下失去了她的家人。她对婆婆的死充满绝望，而这份绝望又因为童年秋天的宣传活动更行加强，政府敦促人民更努力工作以度难关。海报显示一名拿着扩音器的男子，激励民众“以苦难行军的必胜精神向新世纪冲锋”，在他后头跟着一名戴钢盔的士兵、一名拿着鸭嘴锄的矿工、一名戴着眼镜手执蓝图的知识分子、一名带着头巾的农夫，与一名挥舞红旗的将军。就连官方媒体也报导金正日吃的只是简单的马铃薯。
不过，与宋太太相比，长博的健康状况更是糟糕。他在壮年时拥有北韩人少有的巨大身躯，体重重达两百磅[6]。由于他实在太重了，几年前居然有医师劝他用抽烟来减轻体重。现在，长博曾引以自豪的大肚腩——肥胖在北韩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如同消了气的皮囊般。他的皮肤一片片地剥落，放佛罹患严重的湿疹。他的双下巴松垂，说话也含糊不清。宋太太带他到铁路管理局附属医院看病，被诊断出轻微中风。之后，长博发现自己工作出现困难。他无法集中注意力，抱怨视力模糊，甚至连自己管用的钢笔都拿不起来。
长博到床上躺着，说是床，其实只是铺在地上的被褥，这是他们仅剩唯一的物品。他的腿肿得跟气球一样，宋太太觉得这是水肿——饥饿造成的体液积聚。长博不断提到食物。他提到小时候母亲做的豆腐汤，以及新婚时宋太太为他煮的清蒸螃蟹加上蒜丝，那是一道极美味的佳肴。他回忆数十年前宋太太为他料理过的许多菜肴，相当不寻常地历数每一道菜得细节。当长博说道夫妻一同吃饭的情景时，他变得即甜蜜又伤感，甚至有点罗曼蒂克。他握着宋太太的手，眼睛湿润，眼神被一层记忆的迷雾所笼罩。
宋太太的儿子是一名强壮而结实的年轻人，长相酷似他的父亲，但体格更像是一名运动员，肌肉也更发达；他的身高五尺九寸[7]，也比他的父亲高。起初，当他的体脂肪逐渐消失时，外形看起就像马拉松选手一样精瘦，但最后当肌肉也被消耗殆尽时，他看起来却象具尸体。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的寒冷冬天，温度降到设施零度以下，南玉得了重感冒，最后演变成肺炎。即使南玉的体重变轻，宋太太还是抬不动他，无法带他去看医生——这时候已经没有救护车了——宋太太只能自己去医院向医师解释他的病情。医师写了一张盘尼西林的处方签给她，但当她到市场时，发现要价高达五十元，相当于一公斤的玉米。
宋太太选择了玉米。
一九九八年三月，就在宋太太在市场搜寻粮食时，南玉孤伶伶地在小屋里死去。他葬在清津附近山上，与他父亲的坟相邻，距离近到从家里就能遥望。铁路管理局比照长博的例子，捐了一口棺材给南玉。
到了一九九八年，估计有六十万到两百万的北韩人死于这场饥荒，大约占了总人口的一成。清津的粮食供应比北韩其他地区更早中断，饿死的人占的比例很可能高达两成。确切的数字几乎不可能计算，因为北韩医院在报告中不会把饥饿列为死因。
一九九六到二零零五年，北韩获得价值二十四亿美元的粮食援助，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于美国。但北韩政权虽然愿意接受外援，却不许外人踏入北韩境内。愿意提供援助的机构起初只能抵达平壤与其他经过精心安排的地点。当援助人员获准离开他们的办公室与旅馆时，衣衫褴褛的民众早已被驱离街上；参观学校与孤儿院时，只会看到衣食无缺的孩子。政府在要求更多援助的同时，却有隐匿了最需要帮助的部分。位于平壤的援助机构人员甚至不许学习韩文。
一九九七年，援助机构的少数官员获准进入清津，但受到比平壤更严格的限制。法国反饥饿行动组织[8]一名员工在日记中写道，她不许离开天马山饭店[9]，对方的理由是她可能会被车子撞到。该组织不久便撤离北韩，并表示他们无法证实援助确实到了需要的人手里。无国界医师组织[10]也撤离北韩。一九九八年，当大船载运着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11]的捐赠谷物于清津港靠岸时，这些救援物资全北卸下来放到军方卡车上载走。有些粮食被送到孤儿院与幼稚园，但绝大多数最后成了军方储粮或在黑市上出售。联合国机构在北韩内部努力了十年，才顺利建立满意的监督机制。到了一九九八年底，饥荒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不一定是因为情况改善，也可能如宋太太日后猜想的，是因为少了几张嘴吃饭。
“会死的全死光了。”
饥荒带来诡异的副作用：就在灾害达到最高峰，死亡人数打倒数十万的时候，崭新的进取精神开始萌生。社会主义粮食配给体系的崩溃为私人企业提供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到山里采集叶子与莓类，刮削树皮；人们一定要在某个地方购买食物，而且必须有人提供食物给他们。北韩人需要商贩，鱼贩、肉贩与面包师傅，这些人可以填补公共体系崩溃的空缺。这些私人买卖都属严重违法行为。金正日对于私人企业采取比他的父亲更严厉的反对立场。“在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是粮食问题也应该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市场与小贩只会让民众变得自私自利”，他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的一场演说中表示。而这也是少数几次他公开承认北韩出现粮荒的演说。除了在自家种植蔬菜，粮食不应该在市场上贩售，贩卖稻米或其它谷物必须严厉禁止。北韩人认为这种行为不仅非法，而且不道德，它如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眼中钉。任何私人买卖行为都会被盖上“经济犯罪”的戳记，而它的刑罚包括流放到劳改营，如果涉及贪污，甚至可能被处死。
有数千名中年妇女从事与宋太太相同的活动。她们独立营业，没有厂房也没有店铺。她们不敢象进行经改的俄国一样到处设立卖报小亭。从小被灌输的一切使她们对商业一无所知——北韩人深信凡是私人买卖均属自私自利。然而在饥饿逼迫下，这些妇女靠着自己的力量创造出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要做到这点，她们首先必须“扬弃”被灌输了大半辈子的宣传教条。她们发展处以物易物的技巧，例如比较有体力的年轻人到宋太太到不了的深山收集薪柴，然后用这些柴火与宋太太交换饼干。如果你有梯子，你可以刮下电线杆上的电线的铜漆（不必担心有触电的危险），然后用这些铜屑来交换粮食。如果你有废弃工厂的钥匙，你可以拆卸当中的机器、窗户与地板，将它们移作他用。
许多民众自行学习各项技能。举例来说，一名没受过教育的煤矿工人发现一本汉方书籍，他仔细研读并且到清津附近的山区辨识药草，对于药草的了解与医师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因为惯于劳动，使他比医师更能深入山区采集药草。
医师也找到其他赚钱管道。他们没有药物，但可以在医院或家里执行简单的医疗。最有利可图的是堕胎。技术上来说，如果没有得到特别允许，那么堕胎是违法的，然而却是普遍的控制生育方式。虽然饥饿降低了性欲与生育能力，但有些女性仍然怀孕，而家庭多半因无力抚养而选择堕胎。几年前，玉熙带她的朋友去堕胎，费用是四百元，相当于十七磅[2]的白米价格，现在缺下跌到只值一篮煤炭。
美兰足智多谋的母亲偶然发现，在这个艰困的时局还有一项热门买卖可做。透过大女儿的人脉关系，她获得经营磨坊的许可。她先前经营的冰淇淋与豆腐生意因为没电而失败，但磨坊可不同，它是传统行业，主要靠双手操作。她的丈夫原本在矿坑里建造横梁，现在则为磨坊盖了一间木造小屋。他们找来邻居一起建造屋顶。就连此时正好放假的俊相也跑来帮忙。磨坊建成之后，方圆数英里的民众都带着玉米前来。对他们来说，比较便宜的做法是购买完整的玉米，然后自行决定要将多少玉米磨成粉，包括玉米茎、玉米叶、玉米穗轴与玉米壳，或甚至掺入一点锯屑。这些东西除非磨得很细，否则不可能消化，因此磨坊是非常重要的行业。
即使金日成关闭了所有妓生房，卖淫还是未曾绝迹，只不过是以最谨慎的方式，在个人安排下在民众家里进行。饥荒不只让卖淫重返街头，也早就新一批妓女阶级——通常是一些急欲为孩子寻找食物的年轻已婚妇女。她们要的不过是一袋面条或几颗甜马铃薯。她们的聚集点是清津火车站外面的广场。由于等待火车的时间十分漫长，所以广场上总是有数百人徘徊闲逛。这些妇女在人群中穿梭，仿佛置身于鸡尾酒会。她们的服装平淡朴素，因为凡是穿着过短的裙子，衬衫领口开得太低或衬衫太紧、牛仔裤或醒目首饰的妇女都会被公共标准警察逮捕，所以这些妓女会以挥舞口红或眼神示意的方式向路过的男性频送秋波。
有一天，当玉熙离开公寓，发现这名女子就站在她的家门前几英尺的地方，一副专程等她的样子。
“妹子，跟你打个商量”，她故意与熟稔地对玉熙说。“我哥刚从外地来，我们想私下谈点事。你的房间给以借我们用一下吗？”
她用下巴指着她们身后手足无措的男子，他窘迫地回避玉熙的目光。玉熙虽然对性有些拘谨，但还不至于看不出这首歌好交易。她的丈夫正在工作，孩子也在学校。妓女付她五十元，使用她的房间一小时。此后这名女子成了常客，不只服了房前，还不时送糖果给玉熙的孩子。
当然，这是违法的，但话说回来，这种事在当时极为普遍。在北韩，无论提供性服务还是修理脚踏车，只要你收取报酬，就是犯罪。但是谁在乎呢？每个人都需要欺骗才能活下去。
一九九○年代，饥荒正逐渐勒紧清津民众的脖子，但奇怪的是，有越来越多粮食出现在清津的市场上，拿出来贩卖的蔬菜包括白菜、樱桃萝卜、莴笋、番茄、青葱与马铃薯。这些全来自山区的秘密菜园。农民发现，想活下去最好的做法就是开垦山坡地，包括那些过去认定太陡而无法开垦的地方。这些私人农地得到最好的照顾，成畦的菜园像打字机键盘一样整齐，竹桩与格子架上爬满豆苗与南瓜，与此相对，集体农场则是乏人问津。
市场上突然出现四十公斤装的粗麻袋白米，上头印了罗马字母（UN、WFP、EU）、象征联合国的橄榄枝以及美国国旗。每个北韩人都认得，因为到处的宣传海报都能看见滴着学或被刺刀刺穿的美国国旗。
为什么这些米袋印着北韩最恐惧的敌人旗帜？有人告诉宋太太，北韩军队俘获了美国军火贩子的白米。有一天，宋太太看到一批卡车驶离港口，上面载着类似的粗麻袋。虽然这些卡车挂着民间车辆牌照，但宋太太知道这些车子一定是军方的，因为老百姓根本没有汽油。于是她才明白，这些是人道捐助白米，但军方却在市场卖出牟利。
这是第一次市场囤积了这么多便宜的家用商品，就连北韩人也买的起。邓小平一九七○年代与一九八○年代的经济改革成果已经慢慢渗透到北韩境内。从中国运来了书写纸、原子笔与铅笔、芳香的洗发精、梳子、指甲刀、刮胡刀、电池、打火机、雨伞、玩具小汽车、袜子。北韩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生产这些物品，原本寻常可见的东西也能让北韩人感到吃惊。
另一件让人吃惊的东西是衣服，完全没有见过的色彩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粉红色、黄色、橙色与蓝绿色——这些色彩就像热带水果一样鲜艳，这些出现在市场上的纺织品比北韩自行制造的更柔软也更光亮。偶尔你在市场看到品质不错但标签被撕掉的衣服。小贩私下说，这些都是来自于“下面的村子”。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是指南韩。民众愿意花更多钱购买帝国商品。
清津最大的市场出现在水南江边荒废的工业区里，这个地区从港口往内陆延伸，直到市中心。水南市场位于残破的黄雪纺织工厂后方，逐渐发展成北韩最大的市场。它看起来与亚洲其他地方的市场很类似，分成几个区域，除了食品外，还有五金、锅碗瓢盆、化妆品、鞋子与衣服。直到二零零二年，金正日才慢吞吞地让市场合法化，但清津当局却早一步承认既有现实，制定了管理法规。市场管理单位向摊贩收取租金，一日七十元，相当于一公斤的白米。有些摊贩无力负担租金，就把摊位设在门外，造成市场日渐扩大，甚至溢出到岸边的斜坡上。宋太太的饼干生意从未扩大到足以设摊的地步，而她也不想付租金，不过还是加入了某个摊贩社群。他们位于松坪区某个市场旁边，松坪区在清津港的西边。宋太太赚了点钱，就搬到这个区。
市场像磁铁一样，吸引其他生意上门。出了水南市场，在爬满蜀葵的石灰墙边，停了一排捡漏的木头推车。车主经常睡在车上，等着需要送货的人前来叫车。清津没有计程车，连中国式的人力车或三轮车也没有[4]，但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还是有民众当起挑夫。美容师与理发师由国家便利局训练，这个机构理应提供各项服务，设立可以穿街走巷的理发摊子。这些理发师只需要剪子与镜子。他们在小吃摊附近工作，总是与其他摊贩处得不愉快，因为卖小吃的担心头发飞到他们的食物里面。理发师要眼明手快，既要当心不要剪掉客人耳朵，又要留意警察，要是被发现他们做私人买卖，手上的生财工具会被没收充公。理发是门赚钱生意。妇女就算肚子饿，也会把手上最后一分钱拿来理容烫发。
摊贩绝大多数都是女性。韩国人认为身份低下的人才会在市场卖东西，所以传统上市场行业都由女性从事。一九九○年代，市场不断扩大，但人们对于市场依然存有偏见。男人必须坚守工作岗位以维持北韩正常运作，至于妇女则无足轻重，她们有没有工作都无关紧要。朱成河是清津的脱北者，他告诉我，他相信金正日默许妇女私下工作是为了舒解她们的家庭压力。“如果不让这些太太工作，可能会爆发革命”，朱成河说。
结果新经济的面貌越来越充满女性色彩。男人坚守着拿不到薪水的国家工作岗位，真正在赚钱的都是女人。
“男人连看门狗都不如”，有些太太私底下这么说。女人赚得钱比男人多虽然不足以摇撼数千年的父权文化，但这笔钱却能让她们获得一定的自主地位。
宋太太认识一名九岁男孩，这个男孩名叫成哲，他常跟父亲来市场。他的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男人，其他摊商都叫他“梨子大叔”，因为他以卖梨为生。但梨子的生意不好，梨子大叔很难让全家人吃饱饭。
“为什么你不跟其他孩子一样去抢点东西吃？”梨子大叔有一天在市场这么对儿子说。
成哲是个听话的孩子。他跑到打人喝酒吃螃蟹的地方。回到父亲身边后，他抱怨肚子痛，因为他从地上捡了坏掉的鱼内脏来吃。等到梨子大叔有钱雇挑夫带儿子上医院时，成哲已死于急性食物中毒。
宋太太每天都会看到死去的人与快死的人。虽然她经历过与家人的生离死别，但仍无法习惯死亡的持续出现。有天晚上，她从市场返家前，特地绕到火车站看能不能把剩下的饼干卖出去，只见工人迅速走过车站广场，有两个人拉着一辆沉重的木头推车。宋太太注意他们运的东西。上面载着尸体大约有六具，这些人是在火车站过夜死去的，皮包骨的四肢悬在车外。当车子推倒路面时，有颗头缓慢抬起，宋太太仔细一看，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他的眼神微弱无力，虽然还没死，却也到了该用推车送走的时候。
宋太太不禁想起挚爱的丈夫与儿子。她多么幸运啊，至少他们是死在自己家里，她还能给他们适当的葬礼。
宋太太经常到清津火车站叫卖，有时会在路上看到一个男孩，他穿着靛蓝色的工厂制服，由于衣服的尺寸太大，裤裆部分几乎垂到他的膝盖。男孩蓬乱的头发爬满了虱子，脚上包着乙烯塑料袋充当鞋子。他的年龄不容易判断，也许是十四岁，但体格却跟美国八岁大的孩子差不多。
如果宋太太有剩下的饼干，她会给这孩子一块。如果饼干卖完，她就会直接走过，尽量不去看他。这个男孩跟在火车站前徘徊的数百名孩子没有两样。北韩人称这些孩子是“流浪的燕子”，他们的父母要不是死了，就是外出寻找食物。这些孩子被留下独自生活，他们像企鹅一样聚集起来，在火车站寻找食物碎屑。北韩过去从未听过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却出现这种奇异的迁徙景观。
“我的孩子怎么会去当贼？”他的父亲气急败坏地说：“宁可饿肚子也不能偷东西。”
金赫不这么认为。他继续偷窃，而且寻找食物的距离一次比一次远。清津南方的镜城郡有几座矿坑，过了矿坑就是果园。金赫与朋友经常攀着公车的后保险杆前往果园。一九九○年代，他一直持续这种做法。梨子捡完了，他们就偷玉米。就算被抓，京味也会看他年纪小，口头警告一番就放他回去。金赫对于自己的偷窃行为毫无悔意。即使在金日成去世的国丧期间，他还是照偷不误，前往大铜像致意的民众可以分得的米糕，他多拿了好几个。
但到了冬天，粮食停止配给，没有白米饭，孩子们吃的是上面漂着少许玉米面的加盐清汤。一九九六年的钱三个月，孤儿院死了二十七名院童。金赫与哥哥翘课到镇上找东西吃，他们发现镇上的情况不比孤儿院好。金赫遇见一名与他同龄的男孩，他还带着一个六岁妹妹，两人的父母已经死了。邻居会定期煮粥给他们吃，其余的时间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
金赫与哥哥还有他们的新朋友，四人一起去寻找食物。金赫擅长爬树，他修长而强壮的手臂弥补了粗短的双腿。他可以爬上松树，用锐利的刀子剥掉外层树皮，取得内层柔软的部分。黄色的树皮耐嚼且带有些许甜味，有时金赫一边爬树一边嚼了起来。其他人也会爬树，但金赫可以爬得更高，高出的树皮几乎是完好的。
够就没那么聪明了。金赫发现一只友善的小流浪狗，摇着尾巴跟着他走进朋友家的院子。金赫关上门，跟朋友一起将狗抓起来丢进装满水的桶子里，然后盖上盖子。这只狗足足挣扎了十分钟才死。他们剥掉他的皮，烤来吃。狗肉是一道传统的韩国菜，虽然喜欢动物的金赫对吃狗肉并无好感，但他还咩有厌恶到从此不吃狗肉的地步——尽管到了一九九六年，狗已经非常稀少。
金赫抵达清津时，他几乎认不出自己的故乡。清津看起来就像座死城，破败腐朽毫无生气。店铺全停止营业，车站附近的路面电车也停驶了。他沿着与海岸平行的一号道路步行回家。当他经过水南江时，能清楚望见河岸那头排列整齐的烟囱，只是完全没有烟雾冒出。过了桥，他从大街拐弯，往化学纺织厂走去，这是他母亲过去工作的地方。工厂的大门深锁，建筑物却已遭到破坏，窃贼早将里头的机器拆卸一空。随着天色渐渐昏暗，金赫走到家附近时已无法分辨方向，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没有月亮的夜里站在农田中央。童年时存在的建筑物，在他离家期间似乎移了位置，隐没在黑暗之中。
金赫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他推开未锁的前门，在黑暗的楼梯井摸索拾级而上，数着楼层。公寓实在太安静了，感觉好像没人居住似的，除了随着他上楼而更加响亮的婴儿啼哭声。金赫举得自己的决定可能是错的。他家在八楼，再往上就是顶楼。当他走上楼时，看到光从门缝里透出来，也许是油灯，他重新燃起希望。
金赫敲敲门，来应门的是一名年轻美丽的妇人，她怀里还抱着婴儿。她请金赫入内，向他解释大约在一年前，她和丈夫向金赫的父亲买下这间屋子。他没有留下地址，但留下明确的讯息：“如果我的儿子回家，告诉他们来车站找我。”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韩，要沦为无家可归的游民并不是那么容易。北韩为了掌握人民行踪，费尽苦心建立了一套制度。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住址与工作岗位，你必须根据这两项条件才能领导配给——如果你离家出走，你就领不到粮食。民众不敢在没有旅行许可的状况下到临镇拜访亲人。外地来的客人就算只是过夜，也要向人民班报备，由人民班向警方通报客人的姓名、性别、登记号码、旅行许可证号码与来访目的。警察固定在午夜时分进行抽查，确保咩有人赶在未经授权下来往各地。民众必须随时携带“公民证”，这是一本厚十二页如护照大小的小册子，里面记录了证件主人的完整资讯。这种公民证是仿效旧苏联身份证设计的。
然而饥荒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没有粮食配给，就没有理由待在固定的住址。如果枯坐只能等死，那么政府再怎么威胁，人民也不可能乖乖待在家里。这是第一次，北韩人民可以任意在自己的国家到处游荡。
在无家可归的人口中，儿童与青少年占的比例极高。有些是父母离家寻找工作或食物。但有些理由十分奇怪。面对粮食短缺，许多北韩家庭做了残酷的决定——父母与祖父母绝食，让孩子活下去。这种做法造成大量的孤儿，因为孩子通常是一个家庭最后死亡的成员。
金赫曾经加入其他孩子组成的盗窃集团。清津因为街头帮派横行而名声败坏，但在艰困的环境下，帮派活动其实是一种求生方式。孩子依照年龄大小分工，年纪较大的孩子速度快体力好，而年纪较小的孩子一旦被抓，比较不容易被打或扭送警局。大孩子会冲到食物摊前把东西撞倒，等到食物散落一地，他们拔腿就跑让愤怒的小贩在后面追赶他们。此事小孩子就趁机把地上的食物捡走。
另一种做法是寻找载运谷物车速缓慢的火车或卡车，用削减的木棍刺破装谷物的麻袋。掉下来的谷物就成了孩子捡拾的目标。铁路公司于是雇佣武装警卫，下达格杀令以吓阻这类盗窃行为。
这是一种危险的生活方式。孩子睡觉时要提防其他帮派偷走他们的少许余粮。此外也流传着许多诡异的故事，提到成年人把孩子当成猎物。不只用来发泄性欲，也当成食物。金赫听说有人对孩子下毒，杀死孩子，大卸八块吃下肚。在火车站后面，靠近铁道边，有些小贩在小火炉上煮汤煮面，据说浮在上面的灰色肉块就是人肉。
无论这是不是都市传说，吃人肉的传言传遍了哥哥市场。宋太太从一名爱聊是非的太太口中知道这件事。
金赫相信，他的父亲很可能就埋在那几座集体坟墓里。几年后，金赫遇到一名认识的人告诉他，他的父亲一九九四年的冬天曾住在火车站，一九九五年住进医院。这名曾发誓绝不偷窃自视甚高的男子，很可能是最早死于这场饥荒的受害者。
从金赫放弃寻找父亲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没有理由待在清津。他想偷偷搭上火车。这很简单。火车沿着铁轨缓慢而颠簸地行进，经常不按预定时间停车。金赫追上一列火车，抓住车厢之间的扶手，用猴子般的长臂将自己拉了上去。车厢非常拥挤，警察无法穿过走道一一检查每个旅客的旅行许可证与车票。金赫不喜欢封闭空间，于是他爬上车顶。火车车顶略呈圆形，就像面包一样。他在车顶中央找到一处平坦地带，他躺平身子避免触碰到头上的电线。金赫以背包当枕头，面朝上的躺了几个小时。他的身体跟着火车一起晃动，眼睛凝视天空移动的云朵。
中国与北韩的疆界沿着两条河流延伸八百五十英里，这两条河川发源于同一座休火山，韩国人称为白头山，中国人称为长白山。往南流的是鸭绿江，中国军队在韩战期间就是在这条著名河川击退美军部队。今日，中国与北韩官方往来几乎都在鸭绿江注入黄海的河口附近进行。与鸭绿江相比，图门江宛如涓涓细流，水浅且水流平缓。往北的图门江蜿蜒描绘出北韩的东北疆界，最后在海参崴的西南方入海。图门江江面狭窄，即使在雨季水位高涨的时候，人们也能够轻易泳渡。
金赫首次渡过图门江是在一九九七年底。那时是干季，河川水位低，国界两边的河岸沙地就像两个指尖一样伸向彼此。但是河水冰冷，当金赫走入水中时，差点受不了刺骨的寒冷。虽然河面并未高过他的胸部，但暗流仍不断扫过他的双足。河水将金赫带往下游，最后他只能以走对角线的方式渡河。当他终于在冷风中爬上对岸时，身上的衣服已经结冻，硬的像盔甲一样。
金赫想来对中国不感兴趣，他认为中国只是另一个跟北韩一样穷得共产国家。表面上看来，两国没什么分别，但随着他从河岸往里头走去，看到绵延数英里等待收成的玉米田，潇潇的红砖房堆满高及屋瓦去壳玉米，格子架上爬满南瓜藤与豆类植物。他走到某个小镇，热闹的程度超乎他的想象，有计程车、速克达与人力三轮车。招牌既有中文也有韩文。令他高兴的是，当地有许多居民虽然是中国公民，却是韩裔，会说韩语。他们马上认出金赫是北韩人，不只是因为他的衣衫褴褛。十五岁的他只有四尺七寸[1]高，相对于身体，他的头显得很大，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显著特征。当孩子长期营养不良时，他们的头会长到正常大小，但四肢却发育不良。
最恶名昭彰的监狱是“管理所”，实际上就是劳改营，分布在北韩最北边的山中，绵延长达数英里。卫星情报显示，北韩的“管理所”拘禁的人数达二十万人。金日成取得政权后不久便仿效苏联古拉格设立了劳改营，以清除可能挑战他权威的人，例如敌对的政治人物、地主或通敌者的子孙、基督教教士。有些人因为阅读外国报纸北部。有个男人喝了太多酒，揶揄金正日的身高，“侮辱领袖权威”是最严重的“叛国罪”。宋太太工厂有一名女工因为在日记里写了政治不正确的东西而被带走。我认识的北韩人都提到，他们知道（或听说）有人在半夜被带走，从此再没回来。“管理所”的刑期是终身监禁。子女、父母与兄弟姊妹通常也会被一起带走，以免“有污点的血统”继续传承下去；配偶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幸免于难，但必须强制离婚。几乎没有人知道“管理所”内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现身说法。
便衣警察把金赫带到市中心的公署。这些人来自保卫部，负责调查政治犯罪。这比金赫想象的严重得多。他在中国时曾为一些想潜入北韩的中国商人绘制地图。根据北韩刑法第五十二条被判祖国罪的规定，他的行为等同于叛国：“共和国公民逃往外国或敌国，包括在外国大使馆寻求庇护……或自主敌国机构或公民，担任旅行向导或口译，或提供精神或物质协助……应判处死刑。”警察利用角材，屈打成招。他们殴打金赫的背、肩膀、腿、脚与手臂，几乎身上所有地方都打遍了，除了头部，他们希望他保持清醒。金赫为了闪避棍棒，象胎儿一样蜷曲着身体。这里没有监狱，只有办公室。警察把他所在房间里，房间小到让他无法躺下，瘀伤的身体一碰墙就令他疼痛难忍。他夜里无法入睡，到了白天，即使遭到殴打，他发现自己仍不知不觉睡着或失去意识。金赫不知道自己还能期待什么。虽然他的噩运连连，但在此之前也只被逮过一次，那是他十来岁偷米糕的时候。他是那种总能顺利摆脱困境的孩子。现在他长大成人，却被当成重罪犯。他感到一筹莫展、挫败、毫无尊严。询问时，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拷问者想知道什么，他就说什么，但他们只想找到中国商人，而金赫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金赫首先被带到诊所，他在这里量了身高体重。劳改营没有制服，犯人仍穿着自己的衣服。如果衬衫上有衣领，那么这些衣领会被剪掉，因为领子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劳改营的犯人没有资格拥有这种东西。明亮颜色的衣服会被拿走。金赫在中国买的蓝色夹克被警卫没收。另一名犯人则拿了他的胶底运动鞋。
虽然不是在金赫监督下发生的事，但的确有人试图逃走。这个人悄悄溜出工作班，躲进树林寻找逃亡路线。但是劳改营的围墙将近十英尺高，上面还缠绕着像剃刀般锋利的铁丝网。这名男子在树林里躲了一整夜，最后回到前门讨饶。事实上，他们的确饶他一命，并且宣称这是“父亲般的领袖施予的慷慨”。
唯一犯人允许停止工作时间是用餐、睡觉与意识形态课程。新年期间，犯人必须复诵金正日的新年讲话，直到每个字都能背诵为止。“全体人民必须在今年加快步伐，坚定支持政策，强化我们的意识形态、武器、科学与技术。”
金赫刚进劳改营时，惧怕其他犯人就像惧怕卫兵一样。他原以为这关着残忍的杀人犯、令人恐惧的暴力犯与强奸犯。事实上，饥饿的附带效果是生理欲望的减少。劳改营里几乎没有性活动，也很少有斗殴事件。除了有人偷了金赫的鞋子，这里的犯人凶恶程度甚至不及他在火车站遇见的孩子。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经济犯”，因为在边境或市场做生意才惹上牢狱之灾。这些人当中，真正算得上小偷的其实偷的也不过是粮食。有一名四十岁的牧场主人，过去曾在饲养牛群的集体农场工作。他的罪名是未通报产下的一头死牛，反而将这头死产的小牛带回家给妻子与两名子女吃。金赫遇见这个人的时候，十年刑期他已经服完五年。金赫经常跟他睡同一条毯子，他的头枕在那名男子的手臂上。这名牧场主人个性温和言语轻柔，但是某个资深卫兵非常讨厌他。他的妻子与子女探望过他两次，都不得其门而入，也不许送吃的给他，卫兵只将这种特权给予他比较喜欢的犯人。
这名牧场主人最后是饿死的，整个过程无声无息；他睡着，但没有醒来。人们在夜里死去，这种情况很常见，通常只有睡在旁边的人才会发现，因为快死的人会尿失禁，唇边会出现微小的泡沫，宛如液体渗出体外。通常人们会等到早晨才挪动遗体。
“没有人想到自己即将死亡。他们都会以为自己会活下去，可以再次见到自己的亲人，但事情就是发生了”，几年后，在首尔生活的金赫这名对我说。他才刚从华沙举行的人权会议回来，他到那里是为了作证。开完会之后，他去了一趟奥斯维茨，发现当中有许多地方跟他的经验有类似之处。在劳改营里，没有人被送入毒气室，如果有人身体太虚弱而无法工作，就会被送到另一座监狱。虽然诱人被处决或殴打，但最主要的惩戒方式还是克扣粮食。北韩政权最喜欢以饥饿来除去敌人。
随着粮食短缺问题逐渐稳定，金正日觉得自己在危机期间过度放任，因而决定反转这股自由化风潮。监狱挤满被安上新罪名的罪犯，小贩、商人、走私者，以及曾在苏联或东欧接受训练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这些过去曾信奉年国产主义的国家如今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北韩政权开始对可能威胁旧秩序的人士进行反击。
在此同时，金正日加强巡逻中国与北韩之间长达八百五十英里的边界。他加强图门江水浅地带的驻警数量，金赫先前就是从这些地方跨越国界。北韩人也要求中国政府追捕与遣返脱北者。中国便衣警察开始巡逻脱北者可能搜寻食物的地点，例如市场。中方允许北韩派遣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境内，这些警察有时会乔装成脱北者。
如果越界者只是为了寻找食物，那么只会被关几个月，但如果是为了跨界买卖或与南韩人或传教士接触，则会被送到劳改营。
就连无家可归的孩子也不能免于制裁。金正日知道，如果纵容民众（无论他们几岁）在没有旅行许可证明下搭乘火车与渡河前往中国，他的政权将会垮台。他建立了所谓的九二七中心，以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命名，他在这天下令为无家可归者设立庇护所。这些中心没有暖气，食物与卫生设施也很少。无家可归者马上看出这些中心其实是监狱，于是尽一切努力避免被警察抓住。
清津其实跟北韩其他城市一样，都偏离了党的路线。到了二零零五年，清津的水南市场已经成为北韩最大的市场，拥有的商品种类远超过平壤。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凤梨、奇异果、柳橙、香蕉、德国啤酒与俄国伏特加，甚至能买到盗版的好莱坞电影DVD，不过一般的小贩不会公开贩卖这些东西。上面印着人道援助的成袋白米与玉米公然在市场上贩售。性的买卖也坦然无隐。在清津火车站拉客的妓女，大喇喇地从事卖淫工作。相对于过分拘谨的平壤，清津就像昔日的美国蛮荒西部。
金正日在父亲去世的隔年，开始对驻扎在清津的第六军进行整肃。北韩拥有二十个军、数量达一百万人的地面部队，第六军是其中之一。第六军司令部设在罗南，这是清津市南部的一个区，位于煤矿区的北方。一天夜里，民众听到数十辆卡车与坦克震耳欲聋的引擎声，空气中充满车辆排放的刺鼻废气。整个军，包括三千名士兵、坦克、卡车与装甲车，全撤离了罗南。车队先在罗南车站周围集结，然后缓慢沿着颠簸的路面移动，发出巨大可怕的声响。居民感到恐惧，但谁也不敢起身从门缝偷窥。
《劳动新闻》与广播新闻对于这件事只字未提。要获得第一手资讯是不可能的，因为朝鲜人民军的士兵要服役十年，在这段期间他们远离家乡，无法与家人联系。
在没有确切消息下，谣言纷起。军队终于要与美国杂碎开战？南韩人发动攻击？政变？最普遍的说法是，第六军的军官图谋控制清津港口与军事设施，而他们在平壤的同伙也准备暗杀金正日，但他们的计划失败了。
情报分析家驳斥政变的说法。多年来，北韩不断传出暴动、叛乱与暗杀的消息，但没有一件遭到证实。关于第六军，最合理的解释是金正日想加强控制军方的商业活动，因而解散了第六军。北韩军方设立各种贸易公司，出口各种物品，从松茸、鱿鱼干，到安非他命、海洛因——毒品称为北韩政权获取强势货币的主要途径。可能是第六军内部出现严重腐败，军官中饱私囊，所以这些人就像黑手党的小头目一样遭到老大的惩罚。一名军官于一九九八年叛逃到南韩，他向调查员表示，第六军的军官在清津郊区的集体农场种植鸦片罂粟出售牟利。
北韩刑法把死刑限制在预谋杀人、叛国、恐怖主义、“反国家活动”与“反人民活动”上，但这些定义太宽松，凡是可能冒犯劳动党的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内。南韩的脱北者提到，一九九○年代，通奸、卖淫、拒捕、妨碍社会秩序都会被处死。在稳城，金赫待的孤儿院就位于这座边境城市，据传有四名学生因为喝醉裸奔而被处死。
北韩过去是个有秩序、质朴与凡事按规矩来的地方。如果有人被杀，通常是帮派斗殴或争风吃醋的结果。偷窃少之又少，因为大家都一样穷。民众知道规则，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限制这些规则全成了装饰品，生活变得混乱而令人恐惧。
国家安全局将溪边空地布置成一个临时法庭，为检察官准备了几张桌子，也摆了两具巨大的扩音器与整套音响设备。犯人被指控爬上电线杆，剪下铜线之后拿去贩卖。
“这项盗窃行为对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害，故意破坏我们的社会制度。这是自主社会主义国家敌人的叛国行经”，检察官朗读判决文，他的声音透过沙哑的扩音器咆哮着。然后，一名看似被告辩护律师的男人说话了，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辩护：“我认为检察官说的千真万确。”
“因此，被告应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第三个人宣布判决。
这名被宣判有罪的男子被固定在木桩上，眼睛、胸部与双腿三个部位各被绑上绳子。行刑队依次射断三条绳子，每个位置三发子弹，从上到下总共九发。首先，市区生命征象的头部会垂下来，结着整个身体会由上到下慢慢坍倒在木桩下。干净利落。受刑人最后看起来如同在鞠躬时死亡，仿佛在道歉似的。
死去的不只是老人。俊相的母亲告诉他哪些同学死于饥荒，哪些人没考上大学而必须服兵役。俊相与已失去联系，令他安心的是，就算时局如此艰困，当兵的同学也应该不会有事，因为军人总能优先取得粮食。毕竟金正日主张“先军政治”，一切以军事为优先。宁可牺牲学童，让强大的军队保护他们免于美国杂碎的轰炸。
但现在俊相发现自己的想法不完全正确。清津附近的士兵看起来就像贫民一样，他们瘦弱的身躯撑不起原先穿的制服，职能勒紧裤带。士兵因为营养不良，整张脸呈现蜡黄色，而且许多人的身高只有五尺[1]。晚上，这些士兵不好好站岗，反而翻墙到老百姓的菜园里偷挖泡菜坛与偷拔青菜。
俊相的母亲因为家中有只狗被偷而悲伤不已。俊相还小的时候，她养了几只珍岛狗的幼犬。她疼爱这些狗，狗的食物都是她亲自煮的。当她写信给在平壤念书的俊相时，信里提的都是狗的事。她不敢想象被偷走的狗儿可能被人吃了。
其实，他们应该感到庆幸，这回杀的只是一只狗。每个人都知道从日本回来的家庭有的是钱，这些人往往成为窃贼的目标。他们村里有一户人家，因为小偷闯入而全家遭到杀害。俊相一家必须比以前更小心。他们在自家高墙的掩蔽下快速吃完晚餐，他们不想让邻居知道他们还能吃顿饱饭。
从此以后，俊相无法真心哀悼金日成的死，他发现自己对北韩体制感到幻灭。他所看到、听到或读到的每件事，都让他日渐远离政治正确的思考。他的大学经验也改变了他。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接触到新的观念。
俊相也跟同学借书。在顶尖大学里，许多学生的亲戚握有权力，她们出国旅行洽谈生意并且带回书籍与杂志。在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可以找到许多韩文书籍。俊相透过同学拿到一本中国教育单位出版的性教育书籍，他再次开了眼界！俊相发现自己与其他二十几岁的未婚朋友对性的了解还不如一般的中国学童。想了解女性月经是怎么回事，这本书解释得很详细。俊相同样感到惊讶的是，他读到一篇在中国共产党大会上发表的演说，里面针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提出批评。他想，总有一天，劳动党也会对金日成提出批评。
俊相有了自己的房间后，就用祖父余下的最后一笔钱买了一台索尼牌电视机。根据北韩法律，他必须向电波检查局登记这台电视机。北韩已经停产电视机，进口的电视机必须把频道固定在政府的电视台上，并且要去除选台功能——这是北韩版的功能限制品，用来防止电视机接收任何外界资讯。北韩人开玩笑说自己是“井底之蛙”。对他们而言，头上那块圆形光景就是全世界。拥有技术知识的人早已想出破解之道。如果是收音机，要破解很容易——拆掉收音机的外壳，切断粘在选台钮上的传送带，改用橡皮筋套上，这样你就可以任意选台。至于电视机则需要专门知识。
电波检查局[10]在电视机的按钮上贴了一张封条，证明这台电视机已经设定只能接收当局准许的电视台节目。为了在不破坏封条下碰到按钮，俊相找了一根长而细的缝衣针，用这根针来推这些按钮。他的房间有道后门通往源自，他在那里安装了天线。俊相利用夜里大家入睡时试验，他不断调整天线，直到接收到自己想要的讯号为止：南韩电视台。
俊相只在深夜聆听电视。从九十英里外穿越非军事区传来的讯号在这个时间是最清楚的。他会先等房东上床睡觉后才打开电视——屋子的墙壁很薄，他可以听到他们的鼾声。电视机没有耳机插孔，所以他只能把音量调高到刚好可以听见的程度。俊相蹲在电视机旁，耳朵紧贴着喇叭，他一直维持这个动作，知道腿与脖子受不了为止。他听电视的时间比看电视的时间多。而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他总是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因为电波检查局是出了名的总在令人意外的时刻进行突击检查。离俊相房间几户的距离，有个邻居养了狗；俊相在夜里只要一听到狗叫声，就立即扭回中央广播频道，并且冲出屋外拆掉天线。
俊相从小记得这首歌曲，不过歌词有一点变动。“我们的父亲金日成”，孩子把名字改成了金正日。这个小孩唱这首歌实在没什么道理，这是一首赞颂父亲保护他的歌曲，但现实上这名父亲显然辜负了他。孩子站在月台上，全身湿透、污秽、显然饿坏了。
俊相把手伸进口袋，给了男孩十元，对一名街头艺人来说，这笔消费给的相当慷慨。与其说是善心，不如说是感谢这个孩子给他的启示。
俊相日后提到，这个男孩让他感到觉悟。他终于确定自己不相信这个政府；这是个自我领悟的关键时刻，就像决定一个人是无神论者一样。但这也让他感到孤单——他与别人完全不同。他突然自我觉醒，开始担负从自己身上挖掘出来的秘密。
起初，俊相以为自己的人生将因新的领悟而有极大的不同。事实上，他的生活跟过去还是一样。他跟别人一样，表现出忠诚顺服的样子。每个星期六早上，他准时参加大学的精神讲话。劳动党党委书记在台上用单调低沉的声音陈述金日成的遗产，听起来就像一部自动朗读机。冬天，演讲厅没有暖气，讲者总想尽快结束演说。俊相经常偷看其他的听众，大约有五百多人，绝大多数是研究生与博士后研究人员。上面的人在演说，下面的人要不是脚动来动去，就是把手垫在屁股下取暖；但他们的脸上还是平静毫无表情，就像百货公司橱窗里的模特儿一样。
俊相突然明白自己的脸上也同样空虚茫然。事实上，大家对于演说的内容或许跟俊相的感受完全相同。
“他们知道！他们全知道！”俊相非常确定，只差没叫出声来。这些人是国内最优秀的年轻人。“凡是脑袋正常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事情不对劲。”
北韩大学生与知识分子不敢像其他共产国家的青年一样发动抗争。没有布拉格之春或天安门广场，因为这里的压迫非常巨大，任何有组织的抵抗都无法生根。抗议者的反政权活动招致的是恐怖的后果，不只是抗议者自己，连他的近亲与所有已知的亲戚都无法幸免。北韩体制对于有污点的血统进行压迫，株连三代，惩罚延伸到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侄甥、堂表兄弟姊妹。“许多人觉得，反正只是一条命，不如豁出去逃离这个恐怖政权，但受惩罚的不只是你，你的家人都会跟着下地狱”，一名脱北者跟我说。
人们不可能从事读书会或政治讨论。观念的自由交流一定会触及禁地。三到四人组成的团体，当中一定有人为情报机构工作。俊相怀疑他的高中好友就是向政府通风报信的人。这名男孩曾是高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甚至比俊相还优秀，但因为童年时染上小儿麻痹，行动不便，因而无法进入平壤的大学就读。俊相从平壤返乡，他的朋友会大声埋怨政府，并且煽动俊相回应。他的声调大胆而刻意，俊相担心这是陷阱。之后他再也不跟这名朋友见面。
俊相提醒自己，只要身在北韩，绝不要谈政治。无论是你的好朋友、老师或父母，当然也包括你的女朋友，都不是你讨论政治的对象。俊相从未跟美兰提到他对北韩政权的感受，还有他会看南韩的电视节目与阅读资本主义小书。他当然不会告诉她，自己已经开始妄想逃离北韩。
事实上，俊相对婚姻从未多想，或者至少是不愿去想。一方面，他无法想象自己会娶美兰以外的女子，即使去了她可能会粉碎他假如劳动党的机会。没有党员身份，他几乎不可能再平壤的大学取得终身职。不过这是就目前的政权来说。如果他离开北韩呢？也许跟美兰一起？如果北韩政权崩溃呢？俊相从深夜电视节目得知，也许除了古巴之外，北韩已是世界仅存的共产国家。正如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促成了两德同意，或许两韩也有这么一天。每次她走在街上，看到聚满苍蝇的尸体或看见又一个身上污秽濒死的孩子时，他就有一股末日将至的感受。他们仿佛或在战时，杯具不断从四面八方轰炸他们。在这种状况下，俊相无法计划下星期，更甭说是考虑结婚。
俊相突然充满伤感，一方面为自己，另一方面也为美兰，还有他们深陷其中的悲惨生活。他从未想过要用这首诗来反驳她。为了安慰美兰，俊相做了一件先前从未做过的事：他倾身向前，亲吻了她。
韩国的秋天是干季，河流的水位特别低，只到美兰的膝盖，但水温很冷，她的脚开始感到麻木。美兰的鞋子吸饱了水，双腿也像铅块一样沉重。她忘了听从指示预先卷起裤管。她的腿陷进泥里。美兰先抬起一条腿，然后是另一条腿。一步接着一步，一寸寸地往前走，努力不让自己跌进水里。“一直往前走”，她告诉自己，不断地重复向导的话。
突然间，美兰发觉水退到自己的脚踝边。她爬上河岸，全身湿透；环顾四周，她已到了中国，但她没看到任何人。没有人在这里。她一个人置身在黑暗中，喉咙干涩紧绷，就算她有力气呼叫，她也不敢。
此时美兰感到真正的恐惧。她回头望向北韩。她看到对岸那堵曾令她大感困惑的白墙。越过白墙，就算临近路边的玉米田，向导带着她走到那里。如果她能找到那条路，她就能走回茂山。从茂山她可以搭火车回清津，第二天她就到家了。她可以重新回去教书。俊相不会知道她差一点逃走。一切就跟没发生过一样。
寒假期间与日后几次返乡，俊相都会回到那栋屋子查看。与其说是打听消息——其实大家知道的内容跟传言差不多，不如说是去忏悔。他真是个大傻瓜！俊相憎恨自己；他不折不扣是个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凡事思前想后，到最后错失先机。他花了太久时间考虑向美兰求婚，结果她离开了。事实上，俊相曾经想问她愿不愿意一起逃到南韩，但却没有勇气。在两人的关系中，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主导的一方。他是男人，他年长两岁，他有大学学历。他从平壤带回诗文给她，告诉她她从未听过的书籍与电影。但最后真正有勇气的人是美兰，而他只是个懦夫。虽然没人肯定，但俊相心里感觉到，美兰就在南韩。
北韩政权采取不寻常的措施来封锁人民。一九九○年代初期，清津与其他滨海城市的海滩竖起了栅栏，以防民众驾船逃往日本，北韩人因公出国时，必须将配偶与子女留在国内当人质，以确保他们回国。脱北者知道自己想获得自由，必须以牺牲自己亲人的自由为代价，他们的亲人很可能余生都要在劳改营度过。
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情况出现变化。饥荒与中国经济改革让北韩人产生逃亡的动机。北韩人从边境可以看到闪亮的新车行驶在图门江畔的码头边，他们亲眼看见中国人过着不错的生活。
曾经协助美兰渡河的网络扩展得相当迅速。他们重新绘制跨越图门江的路线图，标出距离最短的渡口，并且贿赂边防卫兵。如果你不会游泳，你可以付钱请人背你过去。脱北者的数量呈指数成长。到了二○○一年，估计有十万名北韩人偷渡到中国，其中一小部分最后逃往南韩。
一名北韩士兵日后回忆自己的同胞得到一只美国制的指甲刀，他拿出来向朋友炫耀。这名士兵剪了几根指甲后，赞赏刀锋的锐利与干净，同时对于这件小东西的力学原理惊异不已。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如果北韩连这名精美的指甲刀都做不出来，还要怎么跟美国的武器对抗？
一名北韩学生则是从官方媒体的照片中看出端倪。照片显示有一名南韩人站在罢工的警戒线上。北韩官方原想用这张照片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是如何遭受剥削，但这名学生却发现这位“受压迫的”工人穿着有拉链的夹克，口袋里还插着一枝原子笔，两者在北韩都是奢侈品。
一九九○年代中期，一名北韩海上官员乘船行驶在黄海海面上，这是无线电意外接收到南韩广播。这个节目是一出情景喜剧，描述两名年轻女子为了争抢大楼停车位而大打出手。他不理解车子多到没地方停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虽然他已年近四十而且官阶不低，但他认识的人里面还没有人拥有私家车——年轻女子就更不用说。他觉得这出广播局只是个讽刺剧，但想了几天之后，他认为没错，南韩一定又这么多车子。
几年后，这名官员叛逃了，那名看到指甲刀的士兵以及那名看到罢工者照片的学生也一样。
金医师整理文件时，注意到木制档案柜的门是开着的。她的好奇心战胜了理智。一只大信封突出于档案夹外。她打开信封，看见里面有张人名清单，她认得这些人全是医院员工，他们受到特别监视。每个名字旁边附了评论，说明怀疑他们的原因。绝大多数都与阶级背景有关——父母或祖父母勤跑教堂，前地主的子女，回归北韩的在日朝鲜家庭，在中国有亲戚的人。
金医师的名字也在清单上。
她感到不可思议。她整个人生，她的行为都没有瑕疵。她天生是个完美主义者，事事要求完全合于标准。念书的时候，她的成绩非常完美。她总是第一个自愿从事额外的工作，并且参加额外的精神讲话。她的父亲来自中国，而且在当地仍有亲戚，但金医师从未见过他们也从未跟他们联络。
一定是弄错了，金医师对自己说。
最后，她明白了。郑同志书记一直在欺骗她，利用她的勤奋与才能，却完全不打算让她入党。更糟的是，金医师开始怀疑自己的确遭到监视。她发现医院的党部官员总是充满兴趣地看着她。
两年后，金医师的怀疑获得证实，有一名国家安全探员突然来医院找她。这名男子为保卫部工作，这是负责调查政治犯罪的警察单位。起初，金医师以为他是来打听某个病人或同事，但他只针对她、她的家人与她的工作提出问题，最后他终于进入主题。这个人造访的目的是要调查金医师是否计划逃离北韩。
一九九七年，金医师离开小儿科，因为她再也无法忍受孩子们挨饿的眼神。她转到研究单位，不想再接触垂死的病人，但当时的状况根本无法研究。早餐后，医师们开始操心晚餐的事；晚餐后，又要担心明天的早餐。金医师开始提早下班，到山上寻找可吃的野草。有时她会砍点儿木柴卖钱。她的体重降到八十磅[5]以下，胸部萎缩，月经也停止了。从远处看金医师，三十出头的她看起来就像是十二岁的孩子。在连续几天没吃东西的情况下，最初几天，金医师实在饿的受不了，一度想偷婴儿的食物吃。但四天后，饥饿的感觉消失，却出现另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身体不再是自己的；她一下子被举到空中，然后又掉下来。她已经累坏了，早上没有力气起床。一九九八年初，金医师辞去党秘书处的志工职位，完全停止工作。她尝试各种赚钱管道——在市场卖酒或煤炭。医学院的训练无法派上用场，金医师并不感到难过。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能够活下来已经足够。
金医师独自一人前往中国。她没有钱雇佣向导或贿赂边防卫兵，只能仰赖自己的机智与本能。到了一九九九年三月，边境城镇已有许多人准备离开，你可以轻易打听到哪些地方最容易渡河。初春的地貌从哭喊的严冬解冻，但图门江还有几个地点仍处于结冻状态。金医师来到一个地方，听说这里的冰还能步行穿越。没走几英尺，她就将沉重的石头往前丢，测试冰块坚硬的程度。至少北韩这边的河面相当坚硬。金医师缓缓滑动一步，再踏出第二步，轻柔地像个芭蕾舞者。当她扔出去的石头消失在对岸半融的雪地时，她的出逃行动也即将成功。金医师直接朝安上走去，河水淹到她的腰部。她用手拨开河水，宛如破冰似的清出一条路。
金医师蹒跚爬上河岸。她的双腿被结冻的裤管包裹着，冻得发麻。她穿过树林，直到黎明第一道曙光照亮临近的小村落。金医师不想坐下休息，担心身体会失温，但她知道自己的体力支撑不了多久，她必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遇到好心的当地居民。
金医师看到一条通往农舍的泥土路，大多数的农舍外侧都围着墙与铁门。她走到一间农舍前面，发现铁门没锁。她推开门，谨慎地扫视院内。金医师看到地上放着一个装了食物的小铁碗。再仔细一看——那是米饭，不仅是白米饭，里面还拌着肉片。金医师已经不记得上次吃白米饭是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米饭会摆在这里，而且居然放在地上？当金医师听到狗叫声时，一下子全明白了。
就在前一刻，金医师还有点希望中国跟北韩一样穷。她仍愿意相信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她一辈子珍视的新年也能得到证明。但现在她无法否认眼前出现的这一幕：中国的狗吃得比北韩的医师好。
此后，玉熙开始认真考虑逃离北韩。诉请离婚当然可能成功，但她将失去一切。虽然劳动党嘴上表示要将女性从传统封建社会的卑下地位解放出来，但北韩的制度实际上对女性极为不利。离婚以后，丈夫可以保留房子与孩子——就算丈夫施暴或外遇也一样。玉熙的情况尤其不利，因为她的家庭阶级地位较低，而且没有父亲能为她从中协调。玉熙心想，如果自己能到中国赚钱，事情才有希望。如果她能够拥有自己的公寓，她就能迫使永秀放弃孩子的监护权。
丹东是一座繁荣的城市。鸭绿江畔闪烁着新办公大楼的玻璃外观，一栋栋公寓大楼节比鳞次地从纠结的起重机之间耸立起来。丹东的欣欣向荣凸显出对岸北韩的荒凉。然而玉熙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选择并不明智。从北京通往平壤的主要铁路经过这座城市，两国的官方往来也经由鸭绿江上的中超友谊桥进行。北韩的国有贸易公司在丹东设有据点。这座城市钱付了许多秘密安全探员。
玉熙于二○○一年一月被捕，然后被移送到对岸的新义州市警局。在中国生活两年后，她对祖国的情况感到震惊。隆冬时节，警局居然没有暖气，警员与犯人不约而同地打起哆嗦。一名警员把玉熙的罪名写在木片上，因为无纸可用。不过，她的运气很好。由于金正日的生日即将到来，所以颁布了特赦令；数千名轻罪犯人都获得释放。玉熙在被捕两个星期后就重获自由。玉熙一出狱，马上再次渡河进入中国。
玉熙觉得两群人混在一起是一件好事。她生还的最佳机会要看当局是否知道她为掮客工作。她也希望那名将她的收音机没收的警察能留着那台收音机，不要往上呈报。叛逃罪名的轻重，取决于阶级背景与脱北者前往中国的行为与动机，渡河寻找食物的脱北者可以得到比在中国生活与工作一段时间的脱北者较轻的刑罚。至于被控中介妇女、贩卖DVD、与南韩人接触，或在中国上教堂，很可能背上“背叛祖国”的罪名，要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进古拉格。
最后，警卫以家乡为标准来对拘留所的犯人进行分类。结果发现，许多是清津人。警卫没有手铐，只好三个人一组，用塑料鞋带将他们的大拇指绑在一起。鞋带绑得很紧，学业循环不流通，犯人的大拇指开始发紫。犯人被送上专门列车，原本两人的座位，现在要挤三个人。玉熙看到走到对面一名男子努力往口袋里掏，原来他想够着他的打火机。这名男子将鞋带烧融之后，警卫还来不及反应，三名男子已经跳窗逃逸。妇女不敢移动，除非当中有人必须去上厕所；此时三个人都要一起前往，她们的大拇指仍被牢牢地绑着。
犯人被引领者沿清津大街行进，穿过好奇的围观群众，过了两座桥，经过工业区与沼泽低地，后者是清津唯一的稻米田。他们拐弯朝海边走去，进到围绕着混凝土墙与有刺铁丝网的地方。这地方成为农圃拘禁所，建立于日据时代，用来囚禁朝鲜抗日分子。农圃这个名字已足以令人生惧，现在它则收入大批企图叛逃的人。
女性犯人塞满了三间大囚室，里面非常拥挤，大家必须并排睡在地上。挤不进去的就必须睡在厕所旁边。每隔几天就会有新的犯人进来，通常一次月一百名。警卫对于新到的犯人进行脱衣搜身，区隔出显然已经怀孕的犯人，无论她们怀孕了几个月，一律送去堕胎。狱方认定这些胎儿的父亲是中国人。
在农圃，女性与男性犯人的数量是二比一，反映出叛逃者的性别差异。随着玉熙逐渐认识其他的女性，她惊讶的发现彼此的故事十分类似。许多人离开丈夫与孩子，理由是自己会带钱与食物回家。玉熙嫌恶这些女人，也嫌恶自己。她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扔下孩子。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求生，宋太太对于许多事已毫无顾忌，而且也培养出了不少生存技巧。她很早就了解，贿赂几乎可以解决所有难题。只要你不被人发现曾经诅咒金正日，那么有钱就能让你免于死刑。于是宋太太到黑市，花了五百元买了十条香烟。然后到处问人，直到找到主管农圃拘禁所的国家安全办公室为止，从头到尾她一直低声抱怨她这名任性的女儿花了她一个星期的收入。
几天后，玉熙出现在母亲的家门前，倒在她的怀里。
南韩宪法第三条规定，南韩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合法政府，这意味着半岛上所有居民，包括北韩人，都是南韩公民。一九九六年，南韩最高法院判决北韩人有去的南韩公民身份的权利。然而，实际的状况较为复杂。为了行使取得公民身份的权利，北韩人必须自行前往南韩。北韩人无法在南韩驻北京大使馆或驻中国人和一处领事馆主张权利。中国基于对共产盟友残存的一点情谊以及避免数百万北韩人跨越国界，不让这些寻求庇护者出现在这些外交单位。中国很清楚，一九八九年东德民众经由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德，造成了柏林墙倒塌与东德政府崩溃。
中国境内十万多名北韩人，只有极少数能成功抵达南韩。一九九八年，只有七十一名北韩人要求取得南韩公民身份；一九九九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百四十八人；二○○○年，有三百一十二名脱北者；而二○○一年有五百八十三名。二○○二年，一千一百三十九名北韩人获得南韩公民身份。此后，每年抵达南韩的人数大约介于一千到三千人之间。
一九九九年，南韩在首尔南方五十英里的一处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开始了“统一院”。这座中心结合商业学校与过渡之家的功能，教导北韩人如何在南韩自力更生。他们学习如何使用自动提款机与支付电子账单。他们学习罗马字母以阅读广告上使用的一些英语。北韩人还要“扬弃”他们过去学习的事物，如韩战与美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角色。脱北者要接受人权课程与学习民主的运作方式。
在教室里，一切看起来都理所当然。然而一旦走出校园，却让宋太太感到困惑。课程安排他们实际去买衣服与理发。他们也上美食街，每个人分到一笔钱自己去买午餐。他们买的全是面食，因为大家搞不清楚其他的食物是什么。
虽然政府提供脱北者一切的协助，但他们可以感觉到南韩人看着他们的时候眼神带着怜悯、恐惧、罪恶感与困窘。这种五味杂陈的迎接方式，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祖国的外人。
脱北者通常是一群生活有困难的人，这是一项悲惨的事实。许多人被迫离开北韩，不只是因为挨饿，也因为他们在国内格格不入。通常他们的问题会继续跟着他们，即使他们已越过国境。
在亚洲，基督教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除了菲律宾外就是南韩，后者派遣了传教士到亚洲、非洲与中东各地传递福音与进行人道援助。不同于绝大多数南韩人对脱北者模棱两可的态度，传教士对于北韩人的苦况深表同情。数千名南韩传教士——有时还加上韩裔美国人——群集于中国东北，他们行为低调，避免触怒中国官方。这些传教士通常以民宅作为小型而未经登记的教堂。
他们应该沿着铁路的东边还是西边走？他们选东边，结果证明是个大错。边界朝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然后急转向北；他们走的方向与边界平行，因此一直走不到跨越边界的地方。直到天亮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错误。戈壁沙漠的温度飙升到华氏九十几度。等到他们改变方向，发现标定边界的铁丝网并且钻过去时，已是傍晚时分。金赫与其他人轮流抱起三岁孩子，当当那名十岁孩子开始走不动时，他们只能拖着他继续前进。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一处废弃小屋，旁边有个小池塘。当金赫跑去取水时，一名女子陪着男孩。当他接近池塘时，他听到女人的叫声，孩子死了。
金赫感到很寂寞，他很难交到新的朋友；如果南韩人同情他，他会觉得对方自以为是。即使他憎恨北韩政权，但当南韩人批评北韩时，他发现自己总是为北韩说话。这是每个脱北者共同的困境。
金赫不了解南韩的基本礼节。因为北韩人没有随意与陌生人交谈的习惯，所以每当有人对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会受到惊吓。金赫每次离开公寓，总会被迎面打招呼的邻居吓一跳。他要不是避开对方的眼神，就是反过来怒目而视。
“我不知道有人跟你说话时，你应该回应对方。我不了解那是与邻居建立友谊的方式，也不了解这些人可以帮你的忙。”金赫回想自己刚到南韩时再人际关系上犯的愚蠢错误，不禁笑了起来。
以美兰来说，这种罪恶感并非凭空想象，至少在我认识她两年之后，她告诉我两个姊姊在北韩发生的事，我才知道她的罪恶感其来有自。一九九九年夏天，大约在美兰家抵达南韩的半年之后，国家安全警察几乎同时将她的两个姊姊从家里带走。美兰的大姊美姬是家中的美女，她嫁给一名军方官员，总是在饥荒时慷慨提供食物给家里，另一个姊姊美淑则过着毫无瑕疵的生活；她们忠于自己的父母、丈夫与孩子，也忠于金正日。她们是半夜被带走的——与美兰不断出现的恶梦一样，除了孩子留给丈夫，丈夫也被迫与她们离婚。两个姊姊很可能被带往某个劳改营长期监禁。从一九九九年粮食严重缺乏的情况来看，她们很可能已经死了。
俊相虽然是北韩一流大学栽培出来的菁英，但他从未使用过互联网。他的大学拥有配置良好的电脑，装有奔腾四处理器的IBM主机——而他也使用过北韩的“内部网络”，这是只能由学院人士使用的封闭系统，用来浏览学术论文与北韩购买的已经通过检查的百科全书，但北韩依然是互联网的黑洞，是世界少数几个未连上互联网的地区。在清津的电脑社，孩子可以玩电脑游戏，但也仅止于此。
俊相在北韩时曾听过互联网，一旦到了中国，他对网络的好奇也随之增加。他甚至隐约觉得网络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要怎么上网呢？在青岛客运站，俊相到处闲晃，仔细聆听有没有人讲韩语，接过他找上一名年轻人。这个人是南韩交换生。“没问题，我会教你怎么上网，这很简单”，他对俊相说，并且带他到网吧。
网络对俊相来说宛如一项天启。只要点一下，新的世界就在他面前开启。他首次肯定自己逃来中国是对的。俊相虽然是北韩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在北韩，他算是最懂电脑的人，但他对网络的认识与孩子无异。他在南韩搜寻引擎上键入“北韩人权”与“脱北者”。
两任社会地位的反转也没有任何帮助。在北韩，俊相拥有比较好的阶级背景、金钱、高级的日本毛衣与平壤的教育。现在，他是刚到南韩的脱北者，没有金钱，也没有人脉。他在北韩受的教育在南韩一点用处也没有，所学的科学与科技已经陈旧过时。俊相不可能马上得到好的工作，因此只能持续打零工，例如骑摩托车外送食物。有一回俊相骑车外送时，被一辆计程车撞倒。他在人行道旁边休息一阵子之后，发现自己没有受伤，车子也没有损坏，于是就骑车走了。当他回到餐厅，提到自己发生的事时，老板听了哈哈大笑。如果俊相补时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新移民的话，他早就向计程车司机要一笔和解金了。
俊相一笑置之。他不会让南韩人的小小揶揄影响自己的心情。他的自信隐藏在深处，存放在自己的内心。俊相从未自怨自艾，也从未后悔叛逃，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永远无法再见到父母。新生活中享有的一丁点自由，都能让他感到极大的满足。他喜欢穿牛仔裤，只是因为他在北韩不能穿。他把短发留到肩膀。“我一直梦想要让自己长发披肩。我想我必须在四十岁前这么做，这样我才不会看起来像个失败者”，他对我说。俊相酷爱阅读，在北韩，他一直努力寻找人文方面的书籍，但总是有所不足。我常拿书给他阅读，他最喜欢的书是《一九八四》。他很惊讶乔治·欧威尔居然会这么了解北韩式的极权主义。
脱北者静场发现自己难以安定下来。对于逃离极权统治的人来说，要生活在自由世界并不算那么容易得事。脱北者必须在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世界里重新探寻自己。对于我们这些习惯自己选择的人来说，决定住在哪里、做什么、甚至于早上要穿哪件衣服，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一辈子都由国家为他们做决定的人来说，面对这么多选择，更足以让他们完全瘫痪。
脱北者也经常受困于自身处境的多变。有许多脱北者[5]想返回北韩。其中绝大多数原本是相信金正日政权即将崩溃，他们可以在几年内返回北韩，让北韩重获自由，因此才叛逃到南韩来。他们的假定其实相当合理的。一九九○年代中期，金日成的去世与苏联的瓦解，使外交政策研究机构产生一种共识，认为北韩的终结已近在咫尺。曾经造访平壤，拍摄过高耸的纪念碑、踢正步的士兵与肤浅社会主义宣传看板照的人，都对于北韩能够存活到二十一世纪深感惊讶。“趁它还存在时赶快去看看”，这是一家旅行社主打的北韩旅游广告。
北韩的存续让世界各国感到好奇，但北韩的存续对北韩人民来说却是一场悲剧，甚至对那些已经逃出北韩的人亦是如此。俊相几乎不可能再见到父母，除非北韩政权能在他们有生之年崩溃。美兰只能祈求她的两个姊姊能活到劳改营大门开启的那天，届时所有的长期政治犯都能重获自由。
除此之外，平壤还有什么进步之处？乐园百货公司的顾客主要是外国使馆人员与本国菁英，它的地下有一间商品琳琅满目的，你可以在这里买到冷冻的澳洲牛肉与美国早餐谷物。跟前几次造访相比，平壤街头的民众看起来生活得更好，穿着也更鲜艳。我最近一次前往平壤是在九月，那个星期相当温暖，我看到一些女子脚踩着造型优美的高跟鞋。我也第一次看到体格稍微丰满[5]的中年妇女，这在平壤是很稀罕的事，我赶紧掏出相机，趁他还没拐过街角之前拍了一张照片。
平壤经常被说成是波腾金村[6]，是一个专为外国人设计的精美骗局。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总会看见盛壮打扮的可疑人物在各个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举例来说，穿着传统服饰的年轻女子，脸颊抹上胭脂，坐在金日成铜像前的水泥长椅上假装看书。你要花一点时间才会发现哪里不太对劲。我最后一次参观平壤时，看见一群穿着崭新制服的军人走到金日成铜像前献花。当他们深深一鞠躬向领袖致敬时，他们的裤管上提的高度刚好让人看见他们没穿袜子。袜子在军中一直处于短缺状态。
只要离开平壤，真实的北韩就映入眼帘，尽管你必须透过客运巴士或快速移动的车辆车窗才能看见。就连派驻平壤的援助官员也不许在无人陪同下前往乡村。二○○八年九月，我到南浦一游[8]，看到无家可归的民众睡在马路旁的草丛里。在一般工作日的早上十点，我看到不少人蹲坐在路旁，他们垂着头，一副无事可做的样子。一名年约九岁的孩子赤足走在人行道上，他穿着一件沾满泥土、下摆垂到膝盖以下的大人制服。这事第一次我亲眼看见恶名昭彰的流浪燕子。
平壤与南浦相距约二十五英里，在连接两座城市的道路上，刻意看到凡是四肢健全的北韩人全投入到了粮食生产的行列。中年办公室女职员来到乡村，她们带着提袋，肩上扛着铲子；在道路的一侧，老年人四肢着地筛选可吃的野草。乡村弥漫着一股堆肥的恶臭，当地仍然使用粪便而非化肥。去年，从南韩进口的化肥因为两国关系紧张而大幅减少。田里只有几台机动车辆；冒着烟的卡车看起来好像是燃烧木材与玉米穗获取动力而非汽油。人们背着巨大的袋子，弓着背走在显然多年未使用的生锈铁轨上。
清津可能是北韩最富企业进取心的城市，但它一直受到中央权威的打压，后者担心清津可能会摆脱它的掌控。该市过去十年的命运与边境贸易息息相关，而与平壤的指挥渐行渐远，居民乃至地方官员都变得较不顺从。二○○八年三月，当不满五十岁的妇女不准在市场工作的命令首次施行时，民众明确表达了反对立场。女性摊商罕见地在清津水南市场的管理办公室前公开发起抗议，她们高喊：“给我们食物，否则就让我们做买卖。”
市场当局被迫让步，哦今年他们又想重申这项禁令。我遇到不少清津人，他们都表达了相同的感受：为什么政府不滚远一点，让我们好好过日子？这种事情不用多说，大家心里都明白。二○○四年，我在中国遇见一名清津煤矿工人，他告诉我：“民众不是笨蛋。每个人都认为政府应该为这场恐怖的浩劫负责。我们都知道自己这么想，也知道别人的想法跟我们一样。这种事大家心照不宣。”
贫富悬殊也导致犯罪率攀升。宋太太二女儿的丈夫在铁路局担任安全警卫，直到二○○六年，他才在玉熙的邀请下与妻子一起来到南韩。他叛逃的时候，货仓已经开始出现许多粮食窃案，京味配发枪支与实弹，而且下达格杀令。同样的命令也适用于铁道两旁狭窄隙地种植的玉米，这些是铁路局员工的粮食。请进也有严重的毒品问题，这里很容易取得甲基安非他命，又称“冰毒”。这些毒品通常在小工厂里制造，贩售到城内或中国边境。它的价格低廉，刻意减轻饥饿感，很符合北韩的生活需要。
过去几年，清津出现了几家民营餐厅，他们利用国营餐厅或国营公司倒闭后留下的空大楼来营业，此外也出现了几家唱歌房，也就是卡拉OK。然而，这些生意绝大多数都维持不久。
“我看不到任何进展的迹象。事实上，请进像是一座时光倒退的城市，每一件东西都年久失修，而且似乎只有越来越糟的份”，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地区主任安东尼·班伯利（Anthony Banbury）于二○○八年八月造访清津后表示。“绝大多数的工厂都已停工。八根烟囱顶多只有一根在冒烟。”
过去几年，清津出现了几家民营餐厅，他们利用国营餐厅或国营公司倒闭后留下的空大楼来营业，此外也出现了几家唱歌房，也就是卡拉OK。然而，这些生意绝大多数都维持不久。
“我看不到任何进展的迹象。事实上，请进像是一座时光倒退的城市，每一件东西都年久失修，而且似乎只有越来越糟的份”，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地区主任安东尼·班伯利（Anthony Banbury）于二○○八年八月造访清津后表示。“绝大多数的工厂都已停工。八根烟囱顶多只有一根在冒烟。”
德国地理学家艾卡特·德格慷慨提供许多照片给本书。二○○八年九月，他获准参观清津与镜城，镜城就是美兰成长的地方；他也发现当地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活动，只看到一大群平民在通往镜城的路上，完全以人力重新修筑公路。“好几千人在山上铲土，把土运下山，然后倒在地上形成好几座小土堆，仿佛在建筑金字塔似的”，德格说。在清津市内，他注意到数量多得不寻常的民众蹲坐着，这个姿势几乎已成为北韩的象征，他们弯曲着膝盖顶着自己的胸部，仅靠双足维持全身的平衡。“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总是在做着某件事，但这里的人们只是蹲做着。”
这是许多人眼中的北韩景象。由于缺少椅子或长凳，民众往往直接往地上一坐，一等几个小时，不管在路旁、公园、还是市场，都是如此。他们两眼直视前方，仿佛在等待什么——他们等待的是路面电车？也许。还是经过的车辆？朋友，或是亲人？也许他们并没有明确等待的东西，他们只是在等待改变。
芭芭拉·德米克
二○○九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