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史

一、国事概要篇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夏代之后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前17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国家，至公元前14世纪中叶盘庚迁都殷，及公元前11世纪商王纣被周武王带同西南各族攻灭，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600年左右。

在殷墟甲骨文中，“殷”字还没出现过，但是“大邑商”出现过不止一次。看来很显然，在盘庚迁殷之后，这个朝代的人仍以“商”称呼自己，“殷人”则是商朝时代外面的人对于商朝人的称呼。现今一般的推断，乃是这个朝代最后建都的地方，地名为殷——也就是今日河南省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像《尚书·盘庚》三篇所记，所以外面的人就把他们首都所在的地名，用以代替他们这个朝代的名称。

“殷商”两字合用，虽然未见于甲骨文，但其来源同样很古老。周初的诗，见于《诗经》里面的，常用“殷商”一词来称盘庚以后的商朝人，《诗经·大雅·大明》有“挚仲氏任，自彼殷商”。又有“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在《诗经·大雅·荡》中，“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的句子，就出现有七次之多。《大明》和《荡》都是西周时代的诗篇，可知“殷商”这一名称，至迟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虽然在《尚书·盘庚》篇有“殷降大虐”，《诗经·商颂·玄鸟》篇有“殷受命咸宜”，《殷武》篇有“挞彼殷武”的句子，这些均为殷人或宋人较早的文献，而同样也称做殷。《尚书·多士》篇又有“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多方》篇有“乃惟尔商后王”，《诗经·大雅·文王》篇有“商之孙子”，《大明》篇还有“燮伐大商”的句子，这些均为周人早期的文献，而同样也称做商。可见殷人和周人，他们对于殷和商的称谓，并无差别。

商族早在灭夏之前，就有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诗经·商颂·玄鸟》篇提到殷人的先祖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篇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史记·殷本纪》也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由上面这些史料来看，殷的始祖，是玄鸟的儿子，其母亲是有娀氏。殷商氏族以玄鸟为图腾，而古代鸟生传说的部落，多分布在东方沿海一带，所以判断商族最早活动于东方的渤海沿岸及河南河北，它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古代土著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以玄鸟为始祖的神话，还有用兽骨占卜、杀人殉葬、衣着尚白等习惯，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中有无字的卜骨，就被认为是殷人早期的遗留。

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学突飞猛进地发展，各地早商及先商遗址的不断发现，有关殷商氏族起源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主张。综合各种观点，简言之有“陕西商县说”、“河北说”、“东北说”、“晋南说”、“环渤海沿岸说”、“豫东鲁西说”等等诸说。古今各家，众说纷纭，对于殷商氏族起源以及早期的历史之解释，至今未有统一的意见。张光直利用中美合作考古之机，对于豫东商丘地区倾注颇多，投入不少，希望能有所获。但仍需要更多的考古新材料的支持。

二、政治制度篇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其特点是有了阶级，有了剥削，有了私有财产制度，有了维护奴隶主对奴隶进行统治压迫的国家机器。其代表国家的统治者则称王。

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称王，王者乃三代最高统治者所称之专号，王字起于三代之夏，夏禹实为最先称王之人。
夏代的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名，少数以十干为号，有几个主要的最高统治者开始称王。
商代的最高统治者，一般不再称名，已全部以十干为号。在早期还只是主要的几个最高统治者称王，到晚期在整个甲骨文字时代，始全以王称。
而周代的最高统治者，多用谥法，不以名称，亦无十干之号。自文、武开国以下，所有的最高统治者全部称王。
到了战国，所谓最高统治者周王，虽然仍以王称，实则徒有虚名，不过像一个小小的侯国，后来分为东西两周，称君称公，终于不能不丢掉了王号。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期。中国的奴隶制，产生于夏代早期，发展于夏代后期和商代前期，昌盛于商代后期和西周，衰微于春秋，到战国则逐渐进入了封建制社会。
夏、商、周三代最高统治者称王的演变，大体上是与奴隶制的产生、发展、昌盛、衰微的过程相符的。

另外夏禹一方面称王，一方面又称后，后者乃是原始社会母系时代的孑遗。但既已称王，而且由禅让到继承，不传贤而传子，由官天下变为家天下，则已远非母权时代可比。夏代早期虽已产生了奴隶制，但还具有原始社会的一些残迹，也说明夏初虽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实亦不过奴隶制社会的初期，还有一定程度的过渡时期的性质。

第六章 殷商史官

总之，由甲骨卜辞看来，殷代的史，尚非专门记言记事，掌握国家文书诏令、簿书图册的文官，也不是专门担任着王朝龟甲占卜、钻燧取火以及国家庶事的任务，主要是担任国家边防的一种武官。
至于卜辞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立大史，只有在南方才立三大史，这或者是因为殷武丁时期主要敌人是在西方和南方的缘故。

第七章 图腾崇拜

传说契本无父，同文献中常见的“古者知母而不知父”的说法相类似，都是远古母系氏族制度曾经存在过的一种反映和形迹。传说玄鸟生商，则是早期商族崇拜鸟图腾的遗存。所谓图腾，是一种最初的古老的宗教形式。图腾，本是北美印第安人的土语，意思是“他的亲族”。它产生于早期氏族社会。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各种自然的外在力量都在威胁和束缚着人们，因此，人们崇拜自然，并产生某一氏族同某种动物或植物存在着血缘联系的幻想，从而把它作为自己氏族的图腾，也就是这个氏族的祖先、保护神和标记。图腾崇拜，几乎普遍存在于全世界。在我国历史上也有过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在原始人联合成为早期氏族的家长式集团的时期里产生的，这种集团由于起源于共有的女祖先，因而彼此又常常统一地结合在一起。早期商族以玄鸟为图腾，便是荒诞地把这一部落的人，说成是起源于玄鸟。而照《诗经·商颂》的传说，又恰恰是把女祖先有娀和鸟图腾统一地结合起来。

总之，在中国古代文献的传说中，少皞即是契，为商的始祖，太皞即是帝喾，为契的父亲。少皞以鸷鸟为名，在他立国的时候，正当凤鸟来临，所以他要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和玄鸟生商及契称玄王的传说，是完全相合的。而太皞姓风，风即凤，即是凤鸟，在传说中太皞又是东方的鸟神。乃知中国古代，散布在东方地区的，有一个古老的强大族姓，那便是两皞，也就是早期的商族。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鸟图腾崇拜，所以在传说中又称为鸟夷。

卜辞大意是，贞问要杀伐五个羌人以祭祀王亥好不好。

商族最早是以鸟为图腾的。这从甲骨文所见商先公的名字上，有时加一鸟图腾的符号，可以看出这一痕迹。就今天所能得见的材料中，商先公的名字附加鸟图腾的符号的，只有王亥一人。其所以在王亥的亥字，加上这一符号者，我们认为：一因王亥是商朝的高祖，上甲微之所自出；二因王亥是商朝一个重要的先公，是畜牧业的发明人。

为什么商朝人要以凤雉羊鸟为神鸟，而给以隆重的禘祭和报祭；以凤为帝史，而玄鸟生商，为天帝所命；以有鸣雉和梦鸟集为不祥之兆，而祷告祖先；又特别要祭祀鸟星呢？我们认为这也和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是有关的。商朝人认为凤本帝使，自己的始祖，是天命凤降下而生的。因而在商朝人的心目中，凤就成了神鸟。

商族源于东方，在文献传说中，东方古代的族姓，有太皡、少皡，当即商族的始祖。这些神话般的人物，或出生的姓是凤，或本为玄鸟所生，或者在立国的时候，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在甲骨卜辞里，上甲的父亲高祖王亥的名字上加鸟旁，又称凤为帝使，鸟为祥鸟，高祖王亥和凤雉祥鸟，都受到隆重的祭祀。则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无论文献上的神话传说，或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字，都还保存有一些若隐若现的蛛丝马迹注15。

第八章 奴隶遭遇

河南安阳小屯及其附近的遗址，是《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所说商代后期“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间的都城。《史记·项羽本纪》中所谓“殷墟”，就是这个地方。从清代末年这里发现了甲骨文字，1928年正式进行发掘以来，特别是几十年来的不断发现，殷墟的面貌，已基本上弄清。大约洹南河曲小屯一带，是殷代的王宫，洹北侯家庄、武官村一带，是殷王的陵墓，周围散布着各阶层的居民住址、手工业作坊及一般墓葬等等，总的面积约有三十平方公里。这时的奴隶制，已经发展到昌盛的时期。

一百年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达十五万片之多，成为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极为丰富的文字史料。出土的生产工具、战争武器、手工艺品，像青铜冶铸、钁铲刀削、甲胄兵戈、舟车旗鼓、宫室营建、礼乐器皿、灰白釉陶、黄金玉石、骨角蚌牙、竹木皮革、漆绘纺织、雕塑纹饰之类，都是殷商时代的劳动智慧所创造的极为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如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大墓，墓底中心腰坑，殉一人、一玉戈。四角各有两坑，每坑都殉一人、一犬、一铜戈。因墓坑已遭破坏，所以墓室旁侧殉葬的只剩一人，墓室椁顶殉葬的只剩十一人。四个墓道的夯土里，殉葬人骨全躯二具，无头肢体六十一具，人头骨七十三具。墓坑东侧，另有人殉二十二坑，每坑一、二、三、四、五、六、七人不等，共六十八人。这座大墓，虽然屡遭破坏，但是仍然发现了杀人殉葬的共达二百二十五人之多。如果按照大墓的结构复原起来，那么殉葬的奴隶，要超过三四百人。

根据发掘现场的观察，当时杀殉的情况可能是：当墓坑、墓道填土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奴隶们就双手背绑，一队一队地被牵到墓道来，面向基坑，并肩东西成排跪下。刽子手从一头到另一头，顺序砍杀，人头落地，肢体向前仆倒，成为俯身，这样就为填土所埋。填土时每隔一两层，就这样地杀殉一些奴隶。这些奴隶，多数都未成年，还有年岁很小的，有的连天灵盖都还没有长满，就遭到杀殉，真是残忍至极。

商代后期，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即所谓殷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社会的昌盛时期。
在殷商奴隶制社会，最高的奴隶主就是殷王，他是奴隶主阶级的总头目，拥有主宰一切的权力，是绝对的统治者。以殷王及其族属百官侯伯组成了奴隶主统治集团，设置军队、刑罚、牢狱等一整套森严的国家机器，对奴隶们进行极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根据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殷代奴隶主贵族建筑宫殿宗庙，都要用奴隶祭奠，动辄几十几百人之多。奴隶主贵族死亡，要用奴隶殉葬，多的或至三四百人。甲骨卜辞记载的用男女奴隶祭祀祖先的事例，将近二千条。一次祭祀的人数从几人到几十人，以至从一百到五百。情状凄惨已极。

羌本来是殷人西北方的一个方国，与商族接壤，战事最多。商族大量的俘虏，都得自羌人。战争的俘虏，一般都会沦为奴隶。所以羌在卜辞有时即用作奴隶的名称。

殷商末年到帝辛的时候，奴隶逃亡和暴动起义更为频繁，除甲骨卜辞的记载之外，并屡见于古代典籍中。例如《尚书·牧誓》说：“今商王受，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祟是长，是信是使。”《左传·昭公七年》说：“纣为天下逋逃主。”又二十四年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殷周牧野之战，纣辛兵源枯竭，以奴隶充数，终于造成“前途倒戈”的阵前起义，促使殷王朝的最终灭亡。

商代的后期阶段殷，已经是奴隶制发展和昌盛的时期，奴隶主对于奴隶的残害和压迫，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就以甲骨卜辞所见，殷王武丁时对待奴隶，施用以刀锯断足的刖刑，动辄数以十计，或至八十人，有几次甚至达到一百人之多。像这样成百成百人地被锯下他们的一条腿来，真是残暴。

从商代经过西周，一直到东周及春秋时期，由于奴隶的不断抗争，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急剧发展和变化，新兴力量的崛起，社会制度的改革，奴隶制渐趋衰微，逐渐地向封建制转化。但是断足的刖刑，仍然有所遗存。

第十章 天文气象

殷商以农立国，而农业与气候的关系，当十分紧密。由殷人对天气的知识程度，也可以推测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甲骨文研究表明，殷人对于天文历法的认识，已有相当程度。如在天文学上，甲骨文中就有大岁、鸟星、大星、火星的记载，还出现有日食、月食等；在历法上，甲骨文有了十分完整的干支表，殷人就是以干支记日的；在气象学上，甲骨文也有风、云、雷、雨等，下面我们还会谈到。

无论怎么说，杨钟健及其同事对安阳动物群的数量分析这种证据，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如上所述，杨钟健惊奇地发现，安阳动物群中，水牛是比其他类留下更多骨架的三种动物之一。据他估算，水牛骨有1000余块，至少相当于黄牛骨的三倍。这充分证明安阳的气候适于水牛生长的事实，就是说安阳的气候比现在潮湿得多。”李济先生接着说：“这些情况，以及此时的黄河为一具有巨大水量的水道的事实，似能证明安阳及其附近地区不缺乏水的供应。这并不说明必然会造成如胡厚宣所主张的那时安阳气候的潮湿温暖。但地质学家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在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华北沿海地区（即黄河下游）大概常遭水灾，主要是没有很好地开辟水道。这就使河北南部、山东北部、河南东部，即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布满了许多与黄河直接或间接相连的湖泊和小河。地质学家的一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黄河水主要来源于喜马拉雅山在更新世时堆积起来的冰川的融化。无论降雨与否，几乎每年夏季都要泛滥，进入历史时期后也是如此。这可能是从更新世结束以来的中国北方的情况。若承认地质学家这种解释，那么殷商人驯养大群水牛也就有足够理由了。”

殷墟发掘所得的哺乳动物群的骨骸中，有竹鼠、貘、肿面猪、獐、圣水牛等均为南方热带森林中的产物，而在安阳发现，所以胡氏以为那时的气候远较现代为热。

第十一章 医药卫生

古代刺病之针，最早大约以石为之。所以古籍中或称石，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杜注：“愈己疾也。”又如《战国策·秦策》“扁鹊怒而投其石”，高注：“石，砭石，所以砭弹人臃肿也。”

古代以石针治病，其起源当在原始社会时期。那时还没有发明金属，所以只能用石针刺病。后来到了阶级社会，发明了金属，刺病的石针，遂以金属针刺代之。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恶石”，服注：“石，砭石也，季世无佳石，故以铁代之耳。”玄应《一切经音义》“古人以石为针，今人以铁，皆谓疗病者也。”又《洪武正韵》“古者以石为箴，今人多以铁为之。”金属发明以后，用金属代替石针，以石针刺病的技术，就渐渐不用了。所以《汉书·艺文志》“鍼石”，颜注：“石谓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则有砭，今其术绝矣。”

殷商时代，青铜艺术非常发达，但是否有铁，目前还在争论之中，即使有，亦尚未能普遍应用。殷代刺病之针，一般当是以青铜制成。

古代针刺，由古籍看来，主要是治疗臃肿。《素问》载：“其病为痈疡，其治宜砭石。”《山海经·东山经》郭注：“砭针治痈肿者。”《战国策·秦策》高注：“石砭所以砭弹人臃肿也。”《淮南子·说山训》高注又说：“针石所抵，弹人痈痤，出其恶血。”大约有痈痤之疾，用砭石针刺，使恶血排出，便可痊愈。

总之，我国以针刺治疗臃肿的疾病起源甚早，在原始社会即已有之。最早的针以石制，其名为砭。因砭为石制，故又称砭石，亦简称石；以用其治病，故又称药石；以其形制为针，故又称针石；针亦作鍼，故又称鍼石；针亦作箴，故又称箴石。到了阶级社会的青铜时代，石针就改用青铜。

第十二章 居住环境

论及古人居丘，先前曾多次参加殷墟发掘的石璋如先生也谈道：“考古要找古人的居住地，而古人居一定要避水，因此有点高度的小山最为合适。”早在殷墟的第八次发掘中，石璋如先生就注意到殷人的建筑遗存，他说：“我们这次还发现在基址底下的灰土坑‘穴’。要先说明穴是浅的，形状不定，上头建顶，可住人。窖比较深，以长方形为主，多用来贮物。窦是椭圆形的，也较深。一般基址由上排到下是夯土—黄土—灰土（灰土坑）。此穴与基址还有距离，基址就是殷代的地面，此穴属于龙山文化期，内无甲骨，遗物有方格纹的罐子（龙山期最标准文物），黑陶（黑光的陶器），呈盘状，底下有足、有空间。这次的辛村、过去的后冈都有很多黑光陶片，但是小屯则无，另外还有不同于殷代的小石斧。表示此区不仅有殷代建筑，也有龙山期遗存的建筑。先前本无法从北边发现方格纹的陶片确定是龙山期，这次就可以确定了。再往南走就没有龙山期文物，证明龙山期居住的遗址较接近洹河，以求取水方便，穴居而无基址。殷代因为人多，就离河较远，虽然穴居也有基址。其他地区则称基址为‘夯土’，也叫‘版筑土’。因为土墙就是先用版筑起，再积土敲打而成。版筑是往北向南发展，越靠南越大、越多。在这个时期，还发现一个现象，但当时尚未证明，就是版筑门向东，越向南越大，门也向南。”

从城市布局上说，洹北商城宫殿建筑群处于城址南北中轴线略偏东的位置，显示出我国城市中轴线布局的早期特征。一号基址本身的平面结构，如果最通俗地描述，可以说是一个大型‘四合院’。‘四合院’式布局，正是我国历史上最常见的建筑布局。”

四、学术文化篇

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成文资料，始于商朝。商朝的文字资料，有陶文、玉石文、金文和甲骨文几种。其中以甲骨文最为重要，而且数量最为繁多。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尚鬼，殷商的王室遇事好占卜，经常利用龟甲和牛骨这两种材料来占卜吉凶，占卜后便记录下来。记录有写有刻，于甲骨之上或用朱书，亦有墨书；有的先写后刻，有的不写而直接刻写；还有的将文字涂以朱砂或涂墨；也有的镶嵌绿松石。这就是卜辞。甲骨文绝大多数皆为卜辞，间或也有与占卜有关的一些记事文字。

甲骨文被辨认出之始，山东潍县古董商范氏谎称出自河南汤阴，一时间，包括刘鹗、罗振玉和日本林泰辅、富冈谦藏及美国方法敛等人都曾受其欺骗。后来罗振玉由文物贩来自中州，再亲往调查，终于知道甲骨出土之地，实际上是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中。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附近地区，其中以小屯村出土为最多。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除小屯外，后来在附近的侯家庄、大司空村、铁路苗圃、后岗、四盘磨、高楼庄等地也出土过几片乃至几十片。我们今天单说的是殷墟的甲骨文，至于殷墟之外，还有周原甲骨等。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典也，典从册，在卄上，象两手供奉之形。《墨子·鲁问》有：“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甲骨文并非商代的典册，亦非竹帛金石的文字，乃是占卜及与占卜有关或者偶然的记事文字。

甲骨占卜的方法，先要搜集材料。牛骨为本地所出，龟甲则南方所贡。殷商时代占卜所用大龟为南海种。先取龟将背甲与腹锯开，腹甲整用，锯小其两桥，用刀削去其表面之胶质，里面也锉平。背甲则从中一剖为二，还有的改造成长圆形。中间有孔可以穿起。牛胛骨先锯去它的骨臼端一边之凸骨，再将骨脊剖平。做成之后，要经过一种祭典后才用。龟甲往往在腹甲正面之尾端背面的骨桥，背甲背面近剖缘的一边，记上贡龟的人。腹甲在背面的骨桥，背甲于背面近剖缘的一边，记上祭龟的官。采骨与祭骨者，则在骨臼和较宽的骨面记上。整治后的甲骨占卜，即在其背面，个别胛骨在正面，进行有规律的钻凿，先凿一长槽，旁边再钻一略小的圆穴。然后火灼钻凿，正面即现“卜”形裂纹卜兆，以此来判断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之事项记在甲骨上。先在卜兆上面刻记上占卜次序，即一、二、三等，称兆序。有时往往是一事多卜，一块甲骨，少则二三兆，多有至百余兆，甲骨间有只凿不钻，或只钻不凿的，又骨版间也有在正面凿钻灼者，但似为例外。其卜兆之排列，整齐而有规则。龟腹甲多左右对贞，牛胛者也有左右对贞。早期的龟卜，多自上而下。晚期的龟卜，多自下而上。骨卜则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都有。占卜之后，先于兆的上端记其次序，一件事有占卜至二十余次的。再在旁边记兆辞，如不玄冥、一告、二告等。或记吉凶，称吉、大吉、弘吉，其凶者就不记了。再其次记用，用就是施行，就是按照所占卜的施行。最后要写刻卜辞，并记其征验。一条完整的卜辞可分为四部分，即叙辞（前辞）——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某人占卜；命辞——问占卜何事；占辞——占卜后商王、近臣观察一下，以判断吉凶；验辞——占卜的事情是否灵验。甲骨刻画之中，有的涂墨，也有涂朱，这就是我们今日见到的甲骨文了。

古代典籍《尚书·多士》中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由甲骨文有如此长文可证。况且殷墟所发现者，除甲骨文外，还有人头刻辞、兽头刻辞，以及铜器款识、骨器款识、石器款识、玉器款识、陶器款识等。少的一二字，多的有十余字。殷代铜器有铭文的，更有数千，文长有四十余字的。则商代人对于文字使用的普遍可想而知。又殷墟发现铜器上常有为铜酸所保存的纺织物遗迹，知道当时丝帛已很普通；由书写的甲骨文字看，知道商代已有毛笔及朱、墨、褐色的颜料，想商朝的史乘国典，也可能用丝帛来写。又古代北方产竹，此由《毛诗》左氏传可见。甲骨文之册字，就象竹简汇集之形，那么商代有竹简，也是有可能的事，只是尚待我们继续发现。

我国的文字发展到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了。从文字结构来看，甲骨文最基本的方法仍然是象形。但这种象形已经定型化，如马、牛、羊等许多字已和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又已行款化，在直书上具有一定格式。而且文字象形，非常艺术化。又出现有大量合体形声字，如凤，从凡声；酒，从酉声；水名如洹，亦从亘声。假借字亦普遍出现，如数字百、千、万、十干、十二支、方位字东南西北，都是假借。“又”字本象手形，借为又、有、祐、侑。可以看出甲骨文已经使用了后人所谓的“六书”的原则，但更多的还是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种造字方法。虽然甲骨文基本上还是象形文字，但已不再是图画，而是将事物简化成一种固定的文字了。

第十四章 宗教思想

从丰富的甲骨卜辞看来，殷商时代在武丁时就有了高高在上主宰着自然和人类一切命运的“统一之神”的宗教信仰。殷人相信在天上存在着这样一个具有人格和意志的至上神，名叫帝或上帝。

所谓宗教信仰和天神崇拜，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社会历史实际生活的幻想式的反映。结合着社会上专制人王的出现，全能上帝的崇拜才因而产生。天上皇帝的出现，是与地上皇帝的产生相适应的。没有统一的地上皇帝，就永不会有天上的统一的至上神。天上至上神的统一，只不过是统一的东方暴君的副本而已。
因而这个全能的上帝，天上的至上神，始终是为人王服务的，它成了地上皇帝统治人民的有力工具。只有人王才能配天，才能和上帝接近。因而上帝叫帝，人王也可以叫帝。上帝主宰着自然和人间的一切，人王也就天生地掌握着人世的一切，而可以残暴地为所欲为。
从甲骨文看来，殷人以为先王死后，可以配帝。

五、工艺美术篇

殷商时代的手工业分工，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各种手工业都已有了显著发展和突出成就，而这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青铜铸造业。
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中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而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之后、铁器时代到来之前，在世界范围内的编年约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这个阶段，被称作“青铜时代”（Bronze Age）。
所谓青铜，乃是红铜与锡或是铅、镍等化学元素的合金，殷商时期称金或吉金，其熔点在摄氏700—900度之间，它比红铜的熔点（摄氏1083度）要低。而含锡百分之十的青铜，其硬度则是红铜的4.7倍。熔化了的青铜在冷凝时体积略有涨大，所以青铜铸件的填充性好，气孔少，具有较高的铸造性能。由于青铜具有熔点低、硬度高、化学性能稳定等优点，就使得它在应用上具广泛的适应性，并且还能很快地传播。青铜的出现，对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中国的青铜时代最初起源于黄河流域，从公元前21世纪始，至公元前5世纪止，总共经历了15个世纪，时间上大体相当于文献记载之夏、商、周三代以及春秋时代。中国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有三千年历史，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的一件单范铸造铜刀，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第十六章 蚕桑纺织

关于蚕桑和丝织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国家。古代劳动人民种桑养蚕、用丝纺织，约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而到了殷商时期，则已经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

篇后

顾颉刚在1924年发表《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一文，证明纣的罪恶，在真的周人的今文《尚书》中，不过极普通的六点，战国的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汉的书中增加了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了一事，东晋时又增加了十三事，于是商纣就变成一个亘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惟这种‘层累造成’，‘后来居上’的夸大的伪说，究竟不可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