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之书
另一个人
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地点是波士顿北面的剑桥。当时我没有立即写出来，因为我第一个想法是要把它忘却，免得说蠢话。如今到了一九七二年，我想如果写出来，别人会把它看作故事，时间一久，我自己或许也会当成是故事。
我突然觉得当时的情景以前早已有过（心理学家们认为这种印象是疲劳状态）。我的长椅的另一头坐着另一个人。我宁愿独自待着，但不想马上站起来走开，以免使人难堪。另一个人自得其乐地吹起了口哨。那天上午的许多揪心事就从那一刻开始了。他吹的，或者试图吹的口哨（我一向不喜欢充内行），是埃利亚斯·雷古莱斯的《废墟》的当地配乐。乐曲的调子把我带到一个已经消失的院落，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阿尔瓦罗·拉菲努尔。接着他念起词句来。那是开头一节十行诗的词句。声音不是拉菲努尔的，但是学拉菲努尔。我惊骇地辨出了相似之处。
“那么说，”我蛮有把握地说，“您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也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们目前是一九六九年，在剑桥市。”
“如果今天早晨和我们的邂逅都是梦境，我们两人中间的每一个都得认为做梦的是他自己。也许我们已经清醒，也许我们还在做梦。与此同时，我们的责任显然是接受梦境，正如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宇宙，承认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能用眼睛看东西，能呼吸一样。”
“我的梦已经持续了七十年。说到头，苏醒时每人都会发现自我。我们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是两个人罢了。你想不想稍稍了解一下我的过去，也就是等待着你的未来？”
“至于历史……又有一次大战，交战各方几乎还是那几个国家。法国很快就投降了，英国和美国对一个名叫希特勒的德国独裁者发起一场战役，是滑铁卢战役的重演。一九四六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出了一个罗萨斯，和我们那位亲戚很相像。一九五五年，科尔多瓦省挽救了我们，正如恩特雷里奥斯以前挽救过我们一样。现在情况不妙。俄国正在霸占全球；美国迷信民主，下不了当帝国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土气。既土里土气，又自以为了不起，仿佛没有睁开眼睛看看外面。如果学校里不开拉丁文课程，改教瓜拉尼土语，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你所说的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我说，“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果说有人存在，存在的只是个别的人。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个古希腊人早已断言。我们两个，坐在日内瓦或者剑桥的一张长椅上，也许就是证明。”
除了历史的严格的篇章之外，值得回忆的事实并不需要值得回忆的词句。一个垂死的人会回忆起幼时见过的一张版画，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谈论的是泥泞的道路或军士长。我们的处境是绝无仅有的，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文学，不过我谈的无非是常向新闻记者们谈的话题。我的另一个我喜欢发明或发现新的隐喻，我喜欢的却是符合隐秘或明显的类比以及我们的想象力已经接受的隐喻：人的衰老和太阳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我向他提出这个看法，几年后我还要在一本书中加以阐明。
“如果您做了我，您怎么解释说，您居然忘了一九一八年和一位自称也是博尔赫斯的老先生的邂逅呢？”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难题。我毫无把握地回答：“我也许会说事情太奇怪了，我试图把它忘掉。”
星球鳞片闪闪的躯体形成蜿蜒的宇宙之蛇。
“如果惠特曼歌唱了那个夜晚，”我评论说，“是因为他有此向往，事实上却没有实现。假如我们看出一首诗表达了某种渴望，而不是叙述一件事实，那首诗就是成功之作。”
他朝我干瞪眼。
“您不了解，”他失声喊道。“惠特曼不能说假话。”
半个世纪的年龄差异并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两人兴趣各异，读过的书又不相同，通过我们的谈话，我明白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因此对话相当困难。每一个人都是对方漫画式的仿制品。情况很不正常，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说服和争论都是白费力气，因为它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我要成为我自己。
我突然又记起柯尔律治的一个奇想。有人做梦去天国走了一遭，天国给了他一枝花作为证据。他醒来时，那枝花居然还在。
我们一点没有变，我想道。总是引用书上的典故。
我决定把银币扔到河里。银币扔进银白色的河里，画出一道弧线，然后消失不见，本可以给我的故事增添一个鲜明的形象，但是命运不希望如此。
“不错。等你到了我的年纪，你也会几乎完全失明。你只能看见黄颜色和明暗。你不必担心。逐渐失明并不是悲惨的事情。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我们没有握手便告了别。第二天，我没有去。另一个人也不会去。
我对这次邂逅思考了许多，谁也没有告诉。我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邂逅是确有其事，但是另一个人是在梦中和我谈话，因此可能忘掉我；我是清醒时同他谈话，因此回忆起这件事就使我烦恼。
另一个人梦见了我，但是梦见得不真切。现在我明白他梦见了美元上不可能出现的年份。
乌尔里卡
“我拥护女权运动，”她说。“我不想模仿男人。男人的烟酒叫我讨厌。”她想用这句话表现自己的机敏，我猜决不是第一次这么说。后来我明白她并不是那样的人，不过我们并不是永远言如其人的。
那时候，我才注意打量她。威廉·布莱克有一句诗谈到婉顺如银、火炽如金的少女，但是乌尔里卡身上却有婉顺的金。她身材高挑轻盈，冰肌玉骨，眼睛浅灰色。除了容貌之外，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她那种恬静而神秘的气质。她动辄嫣然一笑，但笑容却使她更显得冷漠。她一身着黑，这在北部地区比较罕见，因为那里的人总喜欢用鲜艳的颜色给灰暗的环境增添一些欢快。她说的英语清晰准确，稍稍加重了卷舌音。我不善于观察，这些细节是逐渐发现的。
“这一切像是梦，”我说。“而我从不梦想。”
“就像神话里的那个国王，”乌尔里卡说。“他在巫师使他睡在猪圈里之前也不做梦。”
我们突然发现客栈已在面前。它同另一家旅店一样也叫北方旅店，并不使我感到意外。乌尔里卡在楼梯高处朝我嚷道：“你不是听到了狼嗥吗？英国早已没有狼了。快点上来。”我到了楼上，发现墙上按威廉·莫里斯风格糊了深红色的壁纸，有水果和禽鸟交织的图案。乌尔里卡先进了房间。房间幽暗低矮，屋顶是尖塔形的，向两边倾斜。期待中的床铺反映在一面模糊的镜子里，抛光的桃花心木使我想起《圣经》里的镜子。乌尔里卡已经脱掉衣服。她呼唤我的真名字，哈维尔。我觉得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家具和镜子都不复存在。我们两人中间没有钢剑相隔。时间像沙漏里的沙粒那样流逝。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乌尔里卡肉体的形象。
代表大会
我已经七十多岁，还在教英语，学生为数不多。由于优柔寡断、漫不经心，或者别的原因，我没有结婚，如今还是单身。我并不为孤独感到苦恼，容忍自己和自己的怪癖需要很大努力。我发现自己垂垂老矣，确凿无疑的症状是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不觉惊异，也许是因为我注意到新鲜事物也不特别新鲜，只有一些微小的变化而已。年轻时，我感怀的是傍晚、郊区和不幸；如今是市中心的早晨和宁静。我不再以哈姆雷特自拟。我加入了保守党和一个象棋俱乐部，经常以旁观者的身份心不在焉地去看看。
那个人从来不是我的朋友，但是他死去的消息却使我郁郁不乐。我知道自己很孤独；我成了世界上唯一知道代表大会事件的人，再没有谁和我分享那件事的回忆了。如今我是最后一个大会代表。当然，所有的人都是代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但是我的情况和别人不同。这一点我很清楚，它使我和目前以及将来的无数伙伴有所不同。当然，我们在一九〇四年二月七日以最神圣的名义发誓决不泄露代表大会的内情（世界上有没有神圣或非神圣之分？），不过同样确切的是，我现在成了发伪誓的人也是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这句话听来费解，不过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确切的日期无关宏旨。我们只要记住我是一八九九年从我家乡圣菲省来的。我一直没有回去过，尽管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已经习惯于这个城市，正如人们习惯于自己的身体或者一种老毛病那样。
岁月不能改变我们的本质，如果我们有本质的话；促使我一晚去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的冲动，正是最初踏进《最后一点钟报》编辑部的冲动。
我不再相信现实主义手法，如果有的话只是虚假的体裁；我喜欢把我逐渐明白的东西痛痛快快一下子抖搂出来。
堂亚历山大向往有朝一日当上议员，但是政治领袖们把他拒于乌拉圭代表大会门外。他好不气恼，决定创立另一个范围更广的代表大会。他想起在卡莱尔激情的篇章里读到过那个崇拜神圣的理念的阿纳察西斯·克卢茨的事迹，克卢茨代表三十六个国籍不同的人，以“人类发言人”的名义在巴黎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在他榜样的启发下，堂亚历山大筹划组织一个代表所有国家、所有人的世界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中心设在加斯咖啡馆；开幕式用四年时间筹备，在堂亚历山大的庄园举行。堂亚历山大同许多乌拉圭人一样，不拥护阿蒂加斯，但爱布宜诺斯艾利斯，决定代表大会在他的祖国召开。奇怪的是，原定计划精确无比地执行了。
筹备一个代表全人类的大会像是确定柏拉图式原型的数目，而这是数百年来使思想家们一直困惑不解的谜。
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对庄园的两种印象：一是我预先的想象，二是我终于亲眼目睹的情况。我仿佛做梦一样荒唐地想象出圣菲平原和阿瓜斯科连特斯宫殿的不可能的组合；事实上喀里多尼亚庄园只是一座长形土坯房子，尖塔形的茅草屋顶，砖砌的长廊。
伊拉拉问厕所在什么地方；堂亚历山大用手一挥，指向广阔的田野。夜里月光如水，我到外面走走，撞见伊拉拉在解手，附近还有一只鸵鸟好奇地窥视。
第二天，我在图书室里发现了卡莱尔的书，便寻找那篇专谈人类发言人阿纳察西斯·克卢茨的文章，正是他把我引到那个早晨和那个荒凉的地方。
我感到孤寂向我逼来。我怕再也回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不知道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是不是也有这种恐惧，但是我们常谈到阿根廷，谈我们回去之后想做些什么。我怀念九月十一日广场附近胡胡伊街一座建筑门口的狮子塑像，怀念我不常去的一家杂货铺的灯光。我骑术相当好，时常骑马出去，跑许多路。我还记得我常骑的白花黑马，现在多半已死了。某个下午或者某天夜晚，我或许到过巴西，因为边境只是一道有界石的线。
在巴西凄清的边境，我时有思乡之情；伦敦红色的迷宫给了我许多东西，我毫无那种感觉。尽管我找出种种借口拖延归去的日期，年终时不得不回去。我和贝雅特丽齐一起过圣诞节。我答应她堂亚历山大会邀请她参加代表大会；她含糊地回答说她喜欢去南半球看看，她有个表哥是牙医，已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定居。贝雅特丽齐不想看到轮船；她认为离别是一种强调，是不明智的庆祝不幸的行动，而她讨厌强调。我们便在上一个冬天相识的图书室告别。我是个怯懦的人，我没有把通讯地址留给她，以免等候信件的焦急。
我一向认为回去的路程比来时短一些，但是横渡大西洋的航程充满了回忆和忧虑，显得很长很长。我想到贝雅特丽齐的生活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和我的生活齐头并进，觉得非常伤心。我写了一封厚厚的信，离开蒙得维的亚时又把它撕毁了。我星期四回到祖国，伊拉拉在码头上迎接。我回到我在智利街的老住处；星期四、五两天，我们一直散步聊天。我想重新熟悉暌违一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听说费尔明·埃古伦还赖在巴黎，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比他早回来，多少减轻了我长时间淹留国外的内疚。
这时候，堂亚历山大吐露了他的心思：“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话是我经过四年才领悟出来的。我现在明白，我们进行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包括在内的庞大的事业。不是几个在偏僻庄园的棚屋胡说八道的、说大话的人。世界代表大会从有世界以来的第一刻起就开始，等我们化为尘土之后它还会继续。它是无处不在的。代表大会就是我们刚才烧掉的书籍。代表大会就是击败恺撒军团的喀里多尼亚人。代表大会就是粪土堆里的约伯、十字架上的基督。代表大会就是那个把我的财产挥霍在婊子身上的、没出息的小子。”这时我忍不住插嘴说：“堂亚历山大，我也有过错。我这份报告早已写好，但我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情仍旧赖在英国乱花您的钱。”
词句是要求引起共同回忆的符号。我现在想叙述的只是我个人的回忆，与我共享的人都已作古。神秘主义者往往借助于一朵玫瑰、一个吻、一只代表所有鸟的鸟、一个代表所有星辰和太阳的太阳、一坛葡萄酒、一个花园或者一次性行为。这些隐喻都不能帮助我记叙那个欢乐的长夜，我们那晚一直闹到东方发白，虽然疲惫，但感到幸福。车轮和马蹄在石子地上发出回响，我们几乎不交谈。天亮前，我们来到一条幽暗的小河畔，也许是马尔多纳多河，也许是里亚楚艾洛河，诺拉·厄夫约德高亢的嗓子唱了帕特里克·斯彭斯民谣，堂亚历山大则用低沉的声音走调地唱了几句。
我们隐约看到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记忆之中—拉雷科莱塔的粉墙、监狱的黄墙、两个男人在街角跳舞、有铁栏杆的棋盘格地面的门厅、火车的栏木、我的住所、一个市场、深不可测的潮湿的夜晚—但是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也许是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止一次地拿它当取笑的话题）确实秘密地存在过，那计划就是全宇宙，就是我们。多少年来，我不存指望地寻找那个晚上的情趣；有时候我以为在音乐、在爱情、在模糊的回忆中捕捉到了，但除了一天凌晨在梦中之外，那种情趣从未回来过。当我们大家发誓决不向任何人提起时，已是星期六的早晨。
事犹未了
当我在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准备最后一门课程的考试时，接到了我叔父埃德温·阿尔内特在美洲大陆边陲因动脉瘤破裂而去世的消息。我当时的感觉同人们失去亲人时的感觉一样：追悔没有趁他们在世时待他们更好些，现在悲痛也没用了。人们往往忘记只有死去的人才能和死人交谈。
红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山冈上，西南是一片低洼地。另一面栅栏外的南美杉并没有减轻压抑的气氛。屋顶不是平的，而是石板铺的双坡形，还有一个方形的钟楼，把墙壁和为数不多的窗户压得仿佛喘不过气来。我从小就接受了那些丑陋的东西，世界上本来就有许多格格不入的事物为了共存而不得不相互接受。
我了解自己最大的特点是好奇，正由于这个特点，我曾同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结合，只是为了想知道她是谁，是怎么样的人，我还尝试了吸食鸦片（幸好没有严重后果），探索数学的超限数，进行我即将谈到的不寻常的冒险。我义无反顾地决定调查事情真相。
我们谈话不多，苏格兰纹章上有刺蓟图形不是平白无故的。但我直觉地感到，沏得很酽的锡兰红茶和一大盘烤饼（我的主人把我当成孩子似的替我切开饼，抹了厚厚一层黄油）实际是他招待朋友的侄子的一顿加尔文教派俭朴的家宴。他和我叔父在神学方面的争论像是漫长的棋局，每一方都要求对方的合作才能继续。
那晚我失眠了。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睡去，却梦见一幅迷宫的铜版画，带有皮拉内西风格，我以前从未见过，或者见过又忘了。那是一座柏树环抱的石砌的阶梯剧场，剧场高出树冠，没有门窗，只有一排密密麻麻的垂直的细缝。我借助放大镜想看看牛头人身怪。终于看到了。那是一头怪物的怪物，不像公牛却像野牛，它的人身躺在地上，仿佛在睡梦中。它梦见了什么，梦见了谁？
我还有一步棋可走，拖延了几天，迟迟没有付诸行动，不但因为我认为那一步毫无用处，而且因为它将把我带向不可避免的最后的结局。
我一再对自己说时间是一条由过去、现在、将来、永恒和永不组成的无穷无尽的经线，没有什么东西比时间更难以捉摸的了。那些深奥的思考丝毫不起作用；那天下午我看了叔本华或者罗伊斯的书，可是我夜复一夜地在红房子周围的土路上徘徊。有几次，我看到楼上有很亮的光线；另有几次，我认为听到了呻吟声。这种情况持续到一月十九日。
那几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热得够呛，人们不但觉得遭罪，而且觉得失去了人类的尊严。
看到一样东西，首先要对它有所了解。比如说，扶手椅是以人体及其关节和部位为先决条件的，剪刀则以剪断的动作为先决条件。灯盏和车辆的情况也是如此。野蛮人看不到传教士手里的《圣经》，旅客看到的索具和海员看到的索具不是一回事。假如我们真的看到了宇宙，我们或许会了解它。
那个居住者会是什么模样呢？这个星球对它说来是难以容忍的，正如它对我们是难以容忍的一样，它来这里要寻找什么？它从宇宙或时间的哪些秘密的领域，哪个古老而如今无法计算的晨昏，来到这个南美洲的郊区和这个夜晚？
我的脚踩到倒数第二档时，觉得斜坡上有谁上来，沉重、缓慢、脚步杂乱。我的好奇心压倒了恐惧，以致眼睛都没有闭上。
三十教派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对于死者的看法有很大差别。文化最低的人认为死者应由他们的灵魂负责埋葬；别的不拘泥于字面含义的人声称，耶稣关于“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的告诫旨在谴责我们铺张浪费的殡葬仪式。
所有的教徒严格遵守有关变卖身外之物、施舍给穷苦人的规劝；先受益的人施舍给别人，别人再给其他的人，依此类推。这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一贫如洗，一丝不挂，却安之若素，似乎到了极乐世界。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这句话明确无误地劝人守身如玉。然而，许多教徒指出，如果天下没有看见妇女而不动淫念的男人，那么我们统统犯过奸淫。既然淫念和淫事一样应该受到谴责，遵守教规的人完全可以沉湎于最放肆的淫荡行为。
我知道真理，但无法解释。我没有那种宝贵的言传身教的天赋。让别的比我能干的人用语言来拯救教徒们吧。用语言或者烈火。被处决毕竟胜过自戕。我只限于阐明那令人厌恶的异端邪说。
慈悲的神曾给我许多恩赐，让我发现了教派名称真正而又鲜为人知的原由。教派的发源地克里奥孜至今还有一座名叫三十迪内罗的小寺院。这个源远流长的名称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在十字架的悲剧里—我怀着虔敬的心情写这几个字—演员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但都必不可少，至关重要。把银币交给犹大的祭司们是不自觉的，选择释放巴拉巴的百姓是不自觉的，犹太的长官是不自觉的，竖起十字架、敲进钉子、抓阄分耶稣衣服的罗马士兵是不自觉的。自觉的只有两人：救世主和犹大。犹大扔掉作为拯救灵魂代价的三十枚银币，随即自缢。当时他同人之子一样，也是三十三岁。教派对两人同样崇敬，宽恕了所有别的人。
我这支拙笔不愿写别的令人嫌恶的事情了。入教的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师长为榜样，在小山冈上任人戏弄，被钉上十字架。这种违反第五诫的罪恶行径应该受到神人法律的严厉谴责。但愿上苍的诅咒，天使的愤恨……
奇遇之夜
“我从卡塔马卡给带到这里来时年纪很小，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突袭。牧场上的人出于害怕，从来不提。我好像探听秘密似的，逐渐知道印第安人会铺天盖地跑来突然袭击，杀人放火，抢走牲畜。他们掳掠妇女，带回腹地，百般糟蹋。我竭力不去相信这些事。我的哥哥卢卡斯（后来被长矛扎死了）也竭力安慰我，说这全是谣言，但是真的事情只要说一遍，人们就确信不疑。政府给他们烟草、烈酒和马黛茶，试图安抚他们，可是他们有一些十分精明的巫师替他们出主意。只要酋长一声令下，他们就可以在分散的卫戍据点之间窜进来劫掠一通。我纯粹出于好奇，几乎盼望他们来，我经常朝着太阳落下去的方向眺望。我不懂怎么计算时间，只知道那次入侵之前有过冷天，有过夏天，牧场里给小牲口打过烙印，死过总管的一个儿子。他们仿佛是草原风刮来的。我见到沟边一朵刺蓟花，夜里梦见了印第安人。黎明时果然来了。和预感到地震一样，牲口觉察得比人早。牧场里鸡犬不宁，鸟在空中来回乱飞。我们跑到我经常眺望的地方去观看。”
“是这样的。在短短几小时里，我尝到了爱情，看到了死亡。人们看到各种事情，或者至少看到他们该看到的事情，可是拿我来说，从晚上到天亮的几小时里，我看到了人生的两件大事。岁月流逝，这故事讲了许多遍，我究竟是真的记得事情的经过呢，还是只记得讲故事的话语，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也许‘女俘’讲的突袭也是这样。但不论是我还是别人看到莫雷拉被杀，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
镜子与面具
“最显赫的功绩如果不用文字铭记下来也要失去它的熠熠光彩。我要你歌颂我的胜利，把我赞美。我将成为埃涅阿斯，你将成为讴歌我的维吉尔。这件事会使我们两人永垂不朽，你认为自己能不能胜任？”“能，国王陛下，”诗人说。“我是歌手。我潜心研究韵律学有十二年之久。作为正宗诗歌基础的三百六十个寓言我都记诵。厄尔斯特和芒斯特的史实都积蓄在我的琴弦上，一触即发。我满腹珠玑，最古雅的字句、最深奥的隐喻都如数家珍。我掌握我们这门艺术的秘密，平庸之辈莫测高深。我可以赞扬爱情、偷盗牲畜、航海和战争。我了解爱尔兰所有王室的神话般的家谱。我深谙药草的功效、星象占卜、数学和教会法规。我在公开的比赛中打败了我的对手。我精通讽刺，而讽刺能诱发包括麻风病在内的皮肤病。我会使剑，在陛下的战役中已经证明。我只有一件事不懂：那就是如何感激陛下的恩赐。”
“我认可你的作品。那是又一次胜利。你给每一个词以它真正的含义，你用的形容词无一无出处，都有最早的诗人的先例。整篇颂歌中的形象在古典作品中都有根有据。战争是人们壮丽的交织，剑头淌下的水是鲜血。海洋有它的掌管神，云彩预示未来。你熟练地运用了脚韵、叠韵、近似韵、音量、修辞的技巧、格律的呼应。爱尔兰文学即使泯灭—但愿没有不祥的征兆！—凭你的古典似的颂歌就能重建。我命令三十名誊写员照抄十二遍。”他静默了片刻，接着又说：“好虽然好，但是毫无反应。脉管里的血流并没有加速。手没有抓起弓箭。谁的脸色都没有变。谁都没有发出战斗的呐喊，谁都没有挺起胸膛面对北欧海盗。我们再给你一年时间，赞赏你另一篇颂歌，诗人。现在赐给你一面银镜，作为嘉奖。”
“你的第一篇颂歌可以说是集爱尔兰古今诗歌之大成。这一篇胜过上篇，同时把上篇彻底推翻。它给人悬念、惊讶，使人目瞪口呆。愚昧无知的人看不出它的妙处，只配有学问的人欣赏。这部手稿将用象牙盒子保存。我们指望你的生花妙笔再写出一篇更高明的作品。”国王微笑着补充说：“我们都是寓言里的人物，要记住寓言崇尚三之数。”诗人壮胆说：“巫师的三种本领，三人为众，还有那不容置疑的三位一体。”国王又说：“作为我们赞许的表示，赐给你这个黄金面具。”“我明白了，十分感谢，”诗人说。
又满了一年。王宫的守卫注意到诗人这次空手来到，没有手稿。国王见到了他不禁有点吃惊，他几乎成了另一个人。某些东西（并不是时间）在他脸上刻画了皱纹，改变了模样。他的眼睛仿佛望着老远的地方，或者瞎了。诗人请求同国王单独说几句话。奴隶们退了出去。
诗人念出那篇诗。只有一行。诗人和国王都没有大声念出那行诗的勇气，只在嘴里品味，仿佛它是秘密的祈祷或者诅咒。国王诧异和震惊的程度不下于诗人。两人对瞅着，面色惨白。
“天快亮时，”诗人说，“我一觉醒来，念念有词，开始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意思。那几个字就是一篇诗。我觉得自己犯了天主不会饶恕的罪孽。”“正是我们两人现在共犯的罪孽，”国王悄声说。“了解到美的罪孽，因为这是禁止人们问津的。现在我们该为之付出代价了。我赐给你一面镜子和一个金面具；这里是第三件，也就是最后的一件礼物。”国王拿一把匕首放在诗人右手。据我们所知，诗人一出王宫就自杀了；国王成了乞丐，在他的王国爱尔兰四处流浪，再也没有念过那句诗。
翁德尔
人们模仿敌人，最终同敌人有了相似之处。
乌尔夫是个不苟言笑的冰岛人。当时我们在乌普萨拉的一座庙宇附近。柴火已经熄灭，墙上的裂隙透进寒气和曙光。外面雪地上有灰狼谨慎的足迹，它们吞噬了用于祭祀三神的异教徒的尸体后，悄然离去。
我是古代北欧诗人的后代，一听说乌尔诺人的诗歌只有一个词，我立刻寻迹前去他们的国度。历尽千辛万苦，费时一年之久，终于找到。
国王刚打过一次仗，对异邦人存有疑惧，动不动就要折磨处死他们。这种结局对神都不合适，何况对凡夫俗子，为了逃避那种遭遇，我着手写一篇颂词，赞美国王的胜利、名声和慈悲。写完后我念了几遍，牢记在心，这时有两个人找上门来了。我拒绝交出我的佩剑，但同意跟他们走。
空地尽头有一堵直墙，望不到两端。后来我才知道那堵墙是圆形的，墙顶用泥堆起，里面没有门，把全城围了起来。
他憔悴衰弱，是个神圣而几乎被遗忘的人物，袒露的胸部有不少纵横交错的很长的老伤疤。一个士兵为我让了路。有人端来一把竖琴。我跪在地上，低声吟唱了那篇颂词。其中不缺颂词所要求的修辞手段、叠韵和强调。我不知道国王是否听懂了，不过他赏赐我一枚银指环，我至今还藏着。
“我看到那人掉泪。他一会儿提高、一会儿压低嗓音，琴声几乎没有变化，单调得仿佛没完没了。我希望吟唱永远继续下去，它却突然停了。我听到砰的一声，吟唱人显然精疲力竭，竖琴落到了地上。人们乱哄哄出来，我夹杂在最后几个人中间。我惊异地发现天色已经暗了。
‘国王的戒指虽然是你的护身符，但你很快就要死了，因为你听到了那个词。我是比亚尔尼·索尔克尔松，可以救你一命。我是古代北欧诗人的后代。你在赞歌里把血叫作剑流出的水，把战争叫作人的竞赛。我记得我父亲的父亲用过那种比喻。既然你我都是诗人，我要救你。现今我们对诗歌所叙述的每一件事实不作任何界定，我们把它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词。’
持续好几个冬天的冒险就此开始。我不细说种种艰难险阻，也不打算把那些变化不定的经历一一道来。我做过划桨手、奴隶贩子、奴隶、伐木人、剪径贼、歌手、地下水和矿藏的勘探人。我被囚禁在水银矿干了一年苦工，牙齿全松动了。我和瑞典人一起在君士坦丁堡的卫队里服役。在亚速海滨，有个爱我的女人，我永远忘不了；后来她甩了我，或者是我甩了她，反正都一样。我出卖过别人，或者被别人出卖。我不止一次险些丢掉性命。一个希腊士兵向我挑战，让我在两把剑中选一把。一把比另一把长出一拃。我知道他是在吓唬我，便选了那把短的。他问我什么道理。我回答他说，从我拳头到他心脏的距离是一样的，反正我会刺透。我在黑海之滨替我的伙伴莱夫·奥尔纳松竖了一块用卢纳文字刻的墓碑。我和塞尔克兰的蓝衣部队，也就是撒拉逊人，打过仗。我的阅历太多了，但那一连串事件仿佛是一场大梦。最重要的是那个词。有时候我不信它确实存在。我一再对自己说，把美好的词句加以组合是件美好的事，放弃它未免愚蠢，孜孜不倦地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词又何苦来着。这种想法也不起作用。有个传教士告诉我，那个词是上帝，但我否定了。某天早晨，在一条注入大海的河流旁边，我认为得到了启示。
“‘最初我是为了糊口，’我告诉他，‘后来一种莫名其妙的忧虑使我放弃了吟唱和竖琴。’“‘是啊，’他表示同意。‘你接着说吧。’“我遵命讲完了故事。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你的第一个女人给了你什么？’他问我道。“‘一切，’我说。“‘生活也给了我一切。所有的人都从生活中得到了一切，但是大多数人自己却不知道。我的嗓子已经疲惫，我的手指也软弱无力，但是你且听我唱。’“他唱出了翁德尔一词，意思是奇迹。“那个气息奄奄的人的吟唱使我激动，我从他的歌声和琴音里听到了我自己的磨难，给我第一次爱情的那个女奴，死在我手下的男人们，寒冷的清晨，水面的曙光，船桨。我拿起竖琴，用全然不同的词吟唱起来。“‘这就对了，’那人说，我得凑近才听清他的声音，‘你明白了我的意思。’”
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
没有两座小山是相同的，但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原都一模一样。我在平原的一条路上行走。我并不特别好奇地琢磨自己是在俄克拉何马，在得克萨斯，还是在文人们称之为潘帕斯草原的地区。左右两面都不见一点灯光。像往常一样，我悠闲自得地背诵着埃米利奥·奥里韦的诗句：可怕的平原一望无垠，接近了巴西边境。诗句中平原的形象有增无已，越来越大。
我尝试了几种语言，但对方听不懂。他开口时说的是拉丁语。我拼凑早在大学时代学过的拉丁语，同他交谈。“从你的服装看来，”他对我说，“你是另一个世纪来的。语言的多样化带来了民族以至于战争的多样化，世界已回到拉丁语的时代。有人担心它会退化到法语、奥克语或者帕皮亚门托语，不过这种危险不会马上发生。此外，我对过去和将来的事都不感兴趣。”
我难以用拉丁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但终于对他说：“我突然出现不使你感到惊奇？”“不，”他回说。“这类访问每个世纪都有。逗留的时间不会太长，你最迟明天就到家了。”
他蛮有把握的口气使我安心。我觉得应该向他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欧多罗·阿塞韦多。我一八九七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已经七十岁了。我是英美文学教授，还写幻想故事。”“我看过你写的两篇幻想故事，”他说。“印象不坏。一篇是《里梅尔·格列佛船长航行记》，许多人认为实有其事，另一篇是《神学大全》。但是我们不谈事实。现在谁都不关心事实。它们只是虚构和推理的出发点。学校里教我们怀疑和遗忘的艺术。尤其是遗忘个人和地方的一切。我们生活在有连续性的时间内，但我们试图在永恒的状态下生活。过去给我们留下一些名字，但语言却有把它们遗忘的倾向。我们回避无用的精确记叙。没有年表、历史，也没有统计数字。你说你名叫欧多罗；我无法告诉你我叫什么，因为人们只称呼我某人。”
他小心翼翼地递给我一本莫尔的《乌托邦》，那是一五一八年在瑞士巴塞尔印刷的，书中缺一些书页和插图。我不无卖弄地说：“这是印刷的书。我家里有两千多本呢，尽管不如这本古老贵重。”我高声读出书名。对方笑了。“谁都看不了两千本书。我活了四个世纪只看了五六本。再说，重要的不是看，而是温故知新。印刷这一行业已经取缔，它是最糟糕的弊端之一，容易把没有流传必要的书籍数量增加到使人眼花缭乱的程度。”
“在我古怪的昨天，”我说，“有一种普遍的迷信，认为从每个下午到第二天早晨之间总要发生许多事情，不了解它们仿佛是不光彩的。地球上充斥集体的幽灵，加拿大、巴西、比属刚果和欧洲共同市场。那些柏拉图式实体以前的历史几乎谁都不知道，但是人人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最近一次教育家代表大会，迫在眉睫的两国断交，由秘书的秘书起草的、一律谨慎而含混的总统文告。这些文件的目的是让人看了忘掉，因为不出几小时就有别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它们抹掉。在各行各业中间，政治家的工作无疑是最显眼的。大使或者部长仿佛是残疾人，到东到西都有招摇的长车队，由摩托车手和随行人员包围，有急切的摄影记者等候。我母亲常说，这些人像是断了腿的。印在纸上的图像和文字比事物本身更真实。唯有出版的东西才是真的。存在是被感知，这是我们独特的世界观的原则、手段和目的。在我经历的昨天，人们很天真；制造商说商品好，并且一再重复，他们便信以为真。抢劫是经常发生的事，尽管谁都知道有了钱并不带来幸福和安宁。”
“钱？”他接口说。“贫穷是难以忍受的，富有是庸俗的最不舒服的形式，现在谁都不受贫富之罪了。人人各司其事。”“像犹太教博士一样，”我说。他仿佛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自顾自接着说下去：“城市也没有了。我曾好奇地去勘察勃兰卡湾，从那里的废墟来看，湮没的东西不多。既然没有财产，遗产也就不存在。一个人活到一百岁，已经成熟时，便准备面对自己，面对孤独。他已经生了一个儿子。”
“对，只生一个。鼓励人类繁殖是不恰当的。有人认为神才具有宇宙意识，但谁都不能肯定神是否存在。我听说目前在讨论全世界的人逐渐或同时自杀的利弊。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
“满了百岁之后，人就能摆脱爱情和友谊。病痛和不由自主的死亡对他已不是威胁。他从事一门技艺，研究哲学、数学，或者独自下棋。他愿意时可以自杀。人既然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当然也可以主宰自己的死亡。”“这是引语吗？”我问他。“当然。我们只剩下引语。语言本身就是系统的引语。”
“我那个时代的壮举，宇宙航行又怎么样？”我说。“我们几世纪前就已放弃了那种航行。宇宙航行固然奇妙，但我们无从逃避此时此地。”他微微一笑补充说：“此外，任何旅行都属于宇宙范畴。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和从这里到对面的农场并没有不同。你进入这个房间也是一种宇宙航行。”
我鼓起勇气又问：“还有博物馆和图书馆吗？”“没有。除了写挽歌以外，我们要忘记昨天。纪念活动，一百周年，去世的人的塑像都没有了。各人需要的科学文学艺术都得由自己创造。”“在那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他自己的萧伯纳、耶稣基督和阿基米德。”他点头同意。
“根据传统，政府逐渐废弃不用。政府举行选举，宣布战争，征收税款，充公财产，下令逮捕，实行新闻检查，但是世界上谁都不听它的。新闻界不再发表政府要人的文章和相片。他们不得不寻找诚实的职业；有些成了优秀的丑角演员，有些成了好郎中。当然，现实比我说的要复杂。”
走了十五分钟后，我们朝左拐弯。远处有一座塔形建筑，圆拱顶。“那是火葬场，”不知谁说道。“里面有死亡室。据说发明者是个慈善家，名字大概是阿道夫·希特勒。”
我的坐落在墨西哥街的办公室里保存着那幅几千年后某个人画的画布，画布和颜料是当今世界通用的。
贿赂
“您或许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情况。我刚从纽约来。那天是星期日，大学食堂不开，我们去夜鹰咖啡馆吃饭。那次我懂得了不少东西。作为善良的欧洲人，我一向认为南北战争是对主张奴隶制的人的一次十字军式的讨伐；您却说南方有权利希望脱离联邦，保持他们的制度。为了强调您的观点，您特意指出您是北方人，父辈中间有人在亨利·哈勒克部下打过仗。您还赞扬南部联邦分子的勇气。和别人不同，我几乎立刻了解您的另一方面。那个上午就够了。我亲爱的温斯罗普，我知道支配您的是美国人奇特的公平精神。您首先希望做到公正。正由于您是北方人，您试图理解南方的立场，并且为之辩护。当我了解我的威斯康星之行有赖于您在罗森塔尔面前美言几句，我便决定利用我的小小发现。我知道抨击您一贯遵行的教学方法是取得您支持的最有效的手段。我当即写了我的论文。《耶鲁月报》的规矩使我署名时不得不用姓名缩写，但我尽可能让人知道作者的真实身份。我甚至向许多同事透露。”两人沉默了好久。温斯罗普先开口。“现在我明白了，”他说。“我是赫伯特的好朋友，我器重他，您却直接或间接攻击我。如果我不支持您，就显得像是报复。我权衡了两人的长处，结果是您看到的。”
“我的家族里倒有不少，”温斯罗普说。“尽管如此，我们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我们都有虚荣的毛病。您来看我是炫耀您出色的策略，我当初支持您是炫耀我的正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埃纳尔松说。“国籍。我是美国公民。我的归宿在这里，不在世界的尽头。您会说护照并不能改变人的性格。”他们握手告别。
阿韦利诺·阿雷东多
他搬到后面泥地院子的一个房间。这个措施毫无用处，不过帮助他开始了他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幽禁生活。
他恢复了午睡的习惯，躺在狭窄的铁床上有点悲哀地望着空空的搁板。他把书全卖了，连法学入门的书也没有保留。他只剩一部《圣经》，以前从未看过，这次也不会看完。
他知道他的目标是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他知道还要熬过的日子的确切数目。目标一旦实现，时间也就停止，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后发生的事就无关紧要了。他像期待幸福或者解脱那样期待着那一天。他拨停了钟，以免老是去看，但每晚听到黑暗中传来的午夜钟声时，他撕掉一张日历，心想：又少了一天。
七月中旬，他发现把时间划分成小块是个错误，不管怎么样，时间不分昼夜，总在流逝。于是他海阔天空，任凭自己的想象驰骋，他想如今在流血的乌拉圭广袤的土地，他放过风筝的圣伊雷内沟堑纵横的田野，一头现在多半已死掉的两色矮马，赶牲口的人驱赶牲口时升腾的尘土，每个月从弗赖本托斯运来杂货的疲惫不堪的驿车，三十三人登陆的阿格拉西亚达海滩，他想起飞瀑，山林，河流，想起他曾爬到灯塔所在的山顶，认为普拉塔河两岸再没有更美的风景了。有一次，他从海滩的小山翻越到后山，在那儿躺着睡熟了。
对于被囚禁的人或者盲人来说，时间仿佛是缓坡上徐徐流去的河水。阿雷东多不止一次地达到那种没有时间概念的境界。第一个院落有一个水池，池底有个蛤蟆；他从未想到与永恒相连的蛤蟆的时间正是他寻觅的东西。
他到马特里兹广场时三点的钟声还未敲响。感恩礼拜已经结束；一群绅士、军人和高级神职人员从教堂的台阶上缓缓下来，乍一看，那些礼帽（有的还拿在手里）、制服、金银丝绣、武器和法袍造成人数众多的幻觉；事实上一共不到三十人。阿雷东多没有胆怯，却有一种尊敬的感觉。他打听哪一位是总统。回答说：“就是那个戴法冠、握法杖的大主教身边的一位。”他拔出手枪，扣下扳机。
“我是红党，我自豪地宣布自己身份。我杀了总统，因为他出卖并且玷污了我们的党。我同朋友和情人都断绝了往来，以免牵连他们；我不看报纸，以免人说我受谁唆使。这件正义之举由我一人承当。你们审判我吧。”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尽管还要复杂一些，在我想象中是这样发生的。
圆盘
我是樵夫。姓甚名谁无关紧要。我住的一间木屋挨着树林，我在那里出生，要不了多久也将在那里死去。据说树林一直延伸到环抱陆地的海洋，树林里也有我家那样的木屋。我不能肯定，因为我从没有见过。树林那一边是什么模样，我也没有见过。小时候，哥哥让我发誓，我们两人要把树林统统砍光，一棵不剩。我哥哥已经去世，如今我寻找的是别的东西，我将继续寻找。西面有一条小河，我空手就能在河里抓到鱼。树林里有狼，可是狼吓不倒我，我的斧子从来没有让我失望。我不记自己的年岁。反正很大了。现在我眼睛看不见了。我不再进村子，进去了就摸不回来。村子里的人都说我吝啬，树林里的一个樵夫能攒多少钱呢？
我迟疑地把指尖伸向他的掌心。我觉得碰到了一样冷的东西，看到了闪亮。他猛然握紧拳头。我没有吭声。他像对小孩讲话似的耐心说：“这是奥丁的圆盘。只有一个面。全世界找不出另一个只有一个面的东西了。只要我把它捏在掌心，我就一直是国王。”
那时我起了贪念，想占有圆盘。假如归我所有，我可以把它换一根金条，成为国王。我对那个我至今还厌恶的流浪汉说：“我木屋里藏着一箱钱币。全是金的，像这把斧子一样闪亮。你给我奥丁圆盘，我就把那箱金币给你。”他顽固地说：“我不干。”“那你就上路吧。”他转过身去。我朝他脑后给了他一斧子，他踉踉跄跄倒了下去，倒地时手掌摊开了，我看到空中有亮光一闪。我用斧子在地上做了一个记号，把尸体拖到涨水的小河边，扔进河里。我回到小屋，寻找圆盘。没有找到。好几年来，我仍在寻找。
沙之书
线是由一系列的点组成的；无数的线组成了面；无数的面形成体积；庞大的体积则包括无数体积……不，这些几何学概念绝对不是开始我的故事的最好方式。如今人们讲虚构的故事时总是声明它千真万确，不过我的故事一点不假。
我请他坐下。那人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他散发着悲哀的气息，就像我现在一样。
“我不光卖《圣经》。我可以给你看看另一部圣书，你或许会感兴趣。我是在比卡内尔一带弄到的。”他打开手提箱，把书放在桌上。那是一本八开大小、布面精装的书。显然已有多人翻阅过。我拿起来看看，异乎寻常的重量使我吃惊。书脊上面印的是“圣书”，下面是“孟买”。
我信手翻开。里面的文字是我不认识的。书页磨损得很旧，印刷粗糙，像《圣经》一样，每页两栏。版面分段，排得很挤。每页上角有阿拉伯数字。页码的排列引起了我注意，比如说，逢双的一页印的是40.514，接下去却是999。我翻过那一页，背面的页码有八位数。像字典一样，还有插画：一个钢笔绘制的铁锚，笔法笨拙，仿佛小孩画的。那时候，陌生人对我说：“仔细瞧瞧。以后再也看不到了。”声调很平和，但话说得很绝。我记住地方，合上书。随即又打开。尽管一页页地翻阅，铁锚图案却再也找不到了。
“我是在平原上一个村子里用几个卢比和一部《圣经》换来的。书的主人不识字。我想他把圣书当作护身符。他属于最下层的种姓，谁踩着他的影子都认为是晦气。他告诉我，他那本书叫‘沙之书’，因为那本书像沙一样，无始无终。”他让我找找第一页。我把左手按在封面上，大拇指几乎贴着食指去揭书页。白费劲：封面和手之间总是有好几页，仿佛是从书里冒出来的。
“现在再找找最后一页。”我照样失败。我目瞪口呆，说话的声音都变得不像是自己的：“这不可能。”那个《圣经》推销员还是低声说：“不可能，但事实如此。这本书的页码是无穷尽的。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种荒诞的编码办法。也许是想说明一个无穷大的系列允许任何数项的出现。”随后，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
使我惊奇的是他不讨价还价。后来我才明白，他进我家门的时候就决心把书卖掉。他接过钱，数也不数就收了起来。
我上了床，但是没有入睡。凌晨三四点，我开了灯，找出那本怪书翻看。其中一页印有一个面具。角上有个数字，现在记不清是多少，反正大到九次幂。
我从不向任何人出示这件宝贝。随着占有它的幸福感而来的是怕它被偷掉，然后又担心它并不真正无限。我本来生性孤僻，这两层忧虑更使我反常。我有少数几个朋友，现在不往来了。我成了那本书的俘虏，几乎不再上街。我用一面放大镜检查磨损的书脊和封面，排除了伪造的可能性。我发现每隔两千页有一帧小插画。我用一本有字母索引的记事簿把它们临摹下来。簿子不久就用完了。插画没有一张重复。晚上，我多半失眠，偶尔入睡就梦见那本书。夏季已近尾声，我领悟到那本书是个可怕的怪物。我把自己也设想成一个怪物：睁着铜铃大眼盯着它，伸出带爪的十指拨弄它，但是无济于事。我觉得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是一件诋毁和败坏现实的下流东西。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使整个地球乌烟瘴气。
我想起有人写过这么一句话：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我退休之前在藏书有九十万册的国家图书馆任职，我知道门厅右边有一道弧形的梯级通向地下室，地下室里存放报纸和地图。我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把那本沙之书偷偷地放在一个阴暗的搁架上。我竭力不去记住搁架的哪一层，离门口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