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刘贺

第一章 刘贺的家世

海昏侯大墓，位于今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北约500米的墎墩山上。刘贺命终下葬于这一墓穴，时为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到开始发掘海昏侯墓的2011年，已经历时两千零七十年了。

二 生父昌邑哀王

刘髆的母亲李夫人，入宫侍奉汉武帝，最多也不会超过八年。姿色倾国，舞姿翩跹，又很善于自处，博得汉武帝对她异常喜爱。

三 武帝宠妃王夫人

在李夫人入宫之前，汉武帝先是在元光五年（前130）废黜了陈皇后，接着在元朔元年（前128）又改立为其生下长子刘据的卫子夫为皇后。但后来因卫子夫年老色衰，另有一位来自赵国故地的王夫人，最迟在元朔六年（前123）的时候，就已经深得汉武帝宠爱。

元朔六年前后王夫人深得汉武帝宠幸的一项“果实”，是她大概在此之后不久，就为汉武帝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刘闳。但即使像王夫人这样得宠，也并不意味着汉武帝就会身无它骛，他当然还会需要其他嫔妃侍其寝幄。较刘闳出世稍晚，就另有前面提到的那位李姬，接连为汉武帝生下刘旦、刘胥两个儿子。

四 李夫人的嘱托

前面谈到的汉武帝延请齐地方士少翁招致已故王夫人形影一事，出自《史记·封禅书》，而《汉书·外戚传》却把王夫人改记为李夫人。唯少翁装神弄鬼，招致亡人体形身影的骗术，稍后就被汉武帝识破，下令将其处死，而李夫人入宫在这五年之后，去世的时间自然还要更晚。故《汉书·外戚传》的记载，肯定存在舛误。南宋王益之撰《西汉年纪》，编排此事于元狩二年（前121），这一系年，本来就存在谬误，更无法解释《史记·封禅书》和《汉书·外戚传》的矛盾。于是，王氏干脆“除其姓，云‘上有所幸夫人’，庶不抵牾”。这样的处理方法，虽然并不合理，但却提示我们，实际情况，可能并非此是彼否式的单项选择。

再说李延年被召见之后，很快就成为“内宠嬖臣”，也就是深受汉武帝宠爱的同性性伴侣（西汉时人的性行为，往往比较“任性”，特别是皇帝和王侯们的性生活，尤其如此，都很放纵地享用感官的愉悦，同性的性爱，就是其中一项重要而又相当普遍的活动），《史记》记述他“与上卧起，甚贵幸”。所以，这个“协律都尉”，多半是用他自己的身子和优异技艺赢得的官职，未必与他的妹妹有太深关系。这样看来，《汉书·外戚传》所记赏赐给李家人的这两项官爵当中，其实只有给李广利封授海西侯一事，真正体现着汉武帝对已故李夫人的恩爱之情。

《史记·外戚世家》述及李延年被祸，称其“兄弟皆坐奸，族”，这就说明李延年和他的弟弟李季，都有奸乱后宫的行为，《史记》和《汉书》只是各记一端。一般来说，既然李氏家族已遭受族灭的刑罚，李广利自无幸免之理。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汉武帝却不仅没有牵连追究李广利，而且还坚持为之封侯：
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
这更显现出汉武帝对李夫人怜爱之深，情意之重；特别是如前引《史记·佞幸列传》所记，李广利本与李家其他所有人一样，“皆故倡”而已，汉武帝将其用作“贰师将军”，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厚重的恩典。

前文已经谈到，李夫人为汉武帝生下的儿子刘髆，在天汉四年（前97）四月，被册封为昌邑王。这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大约八年时间，而他本人的年龄，最大也不会超过十五岁。考虑到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深切怀念，再对比汉武帝对王夫人所生刘闳施以的关照，刘髆的封地昌邑，当然会是一处位置优越的地方。

第二章 太子据的反叛

一 卫子夫封后和她的失宠

但从建元二年（前139）春起，出身卑微的卫子夫，因武帝姊平阳公主而得幸。一年多以后，复因妊娠而获尊宠。卫夫人因妊娠即获得汉武帝尊宠，这里面有陈皇后本人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陈皇后和汉武帝在一起生活十多年，却一直未能孕育有子嗣。陈皇后为了求子，曾“与医钱凡九千万，然竟无子”。

这对汉武帝来说，固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平阳公主也为汉武帝开脱说，陈皇后的废位，“用无子故废耳”。但事实上，皇后陈氏招致汉武帝的疏远和强烈反感，更为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由于她实在过于狂纵，亦即《汉书》所述“擅宠骄贵”。

汉武帝对她的情爱，从初近其身，就不够浓烈，再加上李夫人总结的那条深宫定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既然是母以子贵，皇太子的地位不变，皇后的地位也不会轻易改变，然而在嫔妃如云的汉廷后宫，卫皇后的失宠，遭受冷遇，当然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了。

二 论证“巫蛊之祸”的前提

论及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当时，人们行用巫蛊之术，只要不以汉家天子为祝诅对象，一般并不违法。

溯其缘起，在秦代，就连朝廷，甚至都设有专门施行这种法术的“秘祝”之官，“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唐人张守节对此解释说：“谓有灾祥，辄令祝官祠祭，移其咎恶于众官及百姓也。”如此堂而皇之地引祸水而下流，真是赤裸裸地以民为壑。

三 太子起事

显而易见，惊慌之中，太子据并没有向这位少傅讲出诸如江充设计陷害之类的开脱词语。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危急关头，石德一下子就想到了从困境中挣脱出来的办法，以询问的口气说道：“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这个桐木偶人，究竟是司职搜查之巫自己安放的呢？还是此前确实就在宫里？这是你自己怎么也说不清楚的事情。这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给太子据指明一条逃脱惩处的路径：也就是反咬一口，说是江充预埋人偶陷害太子据。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据也并没有向石德申明自己的无辜，事情的真相，实已昭然若揭。

四 江充之奸

当时，太子据所面临的情况，正如宋人吕祖谦所说：“江充特扬声言太子宫得木人帛书（德勇案：据《汉书》记载，江充在太子宫掘地所得，但有桐木人，未记有‘帛书’），当奏闻耳，非敢如狱吏治庶僚禁止其朝谒也。”就连所谓“京师大侠”朱安世这种江湖好汉，被当朝丞相公孙贺捉捕下狱之后，还可以通过“狱中上书”的形式，向汉武帝检举揭发公孙贺的违法犯罪行径，太子据何以竟无由向汉武帝举发江充以澄清事实？后来所谓“壶关三老”上书汉武帝，称“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云云，并不符合当日实际情况，不过是刻意为太子据开脱而已。

第三章 霍光的专擅

一 大位旁的老昌邑王

现代学者劳榦，根据后世的一般情况推测说：“这种丹药的材料，无论哪一种方剂，都离不开铅和汞，有时且杂有砷和铜。这些原料的任何一种都是有剧毒的。虽然某些化合物可能毒性小一点，但长期服用仍然可以慢性中毒。”通过分析北魏道武帝和唐宪宗、唐武宗服用这类丹药后的效用，劳榦还指出：“服食丹药后，第一是性情变成烦躁，喜怒失常。第二是性情变得多疑，猜忌得过分，以至亲人都不相信。这两点与汉武帝当巫蛊事件发生时的性情相合。”
劳氏这一分析，应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汉武帝在长期服食仙方秘药之后，一方面，身体日益衰败，另一方面，情绪也越来越失去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已非常情所能理喻。结果是朝臣动辄得咎，人人自危。无可奈何之中，便几乎无不盼其速死。

二 武帝临终安排

意识到身将不起之后，汉武帝终于不得不正式宣布：“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这位刘弗陵，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汉昭帝。时在后元二年二月乙丑，也就是二月初七，两天后的丁卯日，也就是二月初九，这位戕害天下苍生而乐之不疲一辈子的汉武大帝，命终长安城西南方向的盩厔五柞宫。严格地说，这恐怕也算不上“寿终正寝”，实际上是和前朝另一位与之差可比肩的暴君秦始皇一样，死在了不倦游走的途中。

正因为病发猝然，以致汉武帝竟未能正式写出书面的“遗诏”。当时的情形，应是汉武帝明白自己快不行了，才匆促决定“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连同样承负“辅导少主”之任的丞相车千秋，都没有来得及赶到病床之前，亲受遗命。
因此，所谓“遗诏”，只能是汉武帝在咽气之前，才向床下俯伏着的霍光等四位大臣口述的后事安排，而且当时讲出来的话，语义恐怕是颇显含混的，已经难以清楚记录成文。正因为如此，燕王旦在闻知汉武帝死去且刘弗陵行将即位的讯息后，才会发出“上弃群臣，无语言”的质疑，进而甚至打出刘弗陵“非武帝子”的旗号，图谋反叛。
从燕王旦对昭帝即位一事的反应中可以确认，在汉武帝去世之后，朝廷并没有向各地的诸侯王和官员等以文字的形式颁布过汉武帝的“遗诏”。

以上霍光等五人当中，汉武帝原本早已确定，要以霍光作为“首辅”。《汉书》记载在武帝去世之前数年，即“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这样的画幅，不啻为西汉版的“你办事，我放心”，比文字的表述更为形象，意图也更鲜明，可谓厚望独寄，其地位绝非其他四位顾命大臣所能比拟。

汉武帝对霍光独倚重任，本自有其历史因缘。所谓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质上是建立政令同一的集权统治。帝王才略愈为雄强，愈加不愿推诚委信于臣僚，常常是大权独揽于一身，但若是遗命幼子继承帝位，势必需要有得力的大臣从旁支撑。
这种辅佐帝王理政的人物，当然要以不威胁君位为先决条件，合适的人选一般只有两种：一是宦官，一是外戚。秦二世重用宦者赵高而转瞬亡国灭宗，殷鉴未远，故汉家独赖外戚。昔清人赵翼在所撰《廿二史札记》一书中曾列有“汉外戚辅政”“两汉外戚之祸”两个条目，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与此同时，赵氏还注意到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三大将“皆从嬖宠擢用”，并感叹云“其始皆由贱妇而起，间气所钟，固有不择地者哉”！实际上这也是汉武帝在刻意擢用外戚，体现出即使是像武帝刘彻这样强劲有为的英主，也不能不援引外戚，作为依托。

按照汉武帝最初的安排，这五位顾命大臣，实际上分为两组：一组负责治理外朝，当然要以丞相车千秋为主；另一组负责掌管内朝，明确安排是以霍光为首。昭帝初立时，霍光对车千秋说：“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这段话就清楚地反映出上述内、外两朝的分工。

霍光虽然身属外戚，却只是与卫皇后家姊私生之子同父，血缘关系相当微妙，相对而言，可谓既疏且贱，故入侍武帝，不能不小心谨慎。金日是被武帝诛杀的匈奴休屠王太子，本来没入汉宫充当饲养马匹的奴隶，得以侍从皇帝左右，实属意想不到的幸事，故勤勉笃慎更异于常人，以至数十年“目不忤视”注6。上官桀位列九卿，看起来好像与霍、金两人有所不同，实际上本是羽林期门郎出身，以在风雨旅程中能为武帝奋力捧持车盖获得赏识。在汉武帝去世之前，上官桀虽然已经官至太仆，却仍然兼有“骑都尉”这一职衔，性质应与霍光的奉车都尉和金日的驸马都尉大体相近。明朝人王祎归纳上述共同特征，谓“武帝之所以取三人者，其故如此”，所说甚有见地。

三 大司马大将军

这些出身微贱的人，因为需要更多仰赖人主，向上攀附，所以才会对其恭敬侍奉，并严厉克制自己的私心和性情，所谓小廉曲谨，便辟侧媚，正是这一类人的共同特征。但神志正常的人谁也不会甘为奴仆，这种人一旦大权在握，必然更能作威作福，满足压抑已久的欲望，这在官场上自古已然，霍光则可以说是其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通观前后形迹，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一所谓“遗诏”出自霍光伪造，而金日乃不肯与之同流合污（与此相关的是，此事可以更进一步证实，如前文所论，汉武帝对整个后事的安排，都没有能够形成清晰的文字记录。因为假若有文字记录，理应与这份所谓封侯诏书一道，同时载录朝廷继位的人选以及令车千秋、霍光等顾命之事，而霍光就应该在武帝故世之初，便将此封侯之事与车千秋、霍光等受命辅佐昭帝事一同公之于世）。盖日昔由匈奴休屠王太子而沦落为奴，饱经世事沧桑。史称其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日每见画常拜，乡（向）之涕泣，然后乃去”。这种母教应同样寄寓有诸多人生荣辱的感悟，而金日的涕泣，恐怕也饱含他本人以及整个家族的哀伤在内。

上官桀的情况，更为不妙。一开始两个人狼狈为奸，在子女“结婚相亲”之后，“光每出浴，桀常代光入决事”，或值霍光患病，亦由“上官氏代听事”，包括私谋侯爵自相为贵在内，相互配合相当融洽，但因为两人都性非善类，很快就发生严重冲突。
在五位顾命大臣当中，上官桀的地位最为特别。一方面，他原本已经位至太仆，属于外朝的重臣，但同时又带有“骑都尉”一职，身兼内廷侍卫。显而易见，在连接内外方面，上官桀具有良好的基础。事实上，也正因为上官桀具有这一独特的优势，霍光才会对他多所笼络迁就。
孰知后来上官桀设法活动，竟令孙女入为昭帝皇后，野心便随之日渐增长，竟不再安于由霍光“专制朝事”，转而公开与之争权，最后发展到联络昭帝姊盖长公主、燕王旦、桑弘羊等，并“外连郡国豪杰以千数”，试图发动政变。
结果反遭霍光一网打尽，诬以图谋“废帝而立（上官）桀”的罪名，诛灭上官桀以及桑弘羊的宗族。时在元凤元年（前80）九月，距此数人受诏辅政，还不到八年时间，霍光就成功地清除了两位强劲的对手，除了他本人以外，武帝安排的顾命大臣，就只剩有宰相车千秋一人。

第四章 二十七天的皇帝

虽然从理论上说，霍光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像西汉末年的王莽一样，直接取代高皇帝子孙，但“不学亡术”的霍光并没有王莽那样高的学养和威望，当时的形势也绝没有外姓旁人篡汉自立的可能。
史载霍光“初辅幼主，政自己出，……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不管霍光是不是有意借机试探，这一事件都清楚地显示出当时人心所向，对汉室的忠诚，还不易动摇。以“沉静详审”著称的霍光揣度时势，选择了操控刘氏傀儡皇帝这一稳妥做法。

一 权臣的选择

刘胥没有被立为皇储，以至继承帝位，主要是出自汉武帝对成年皇子的猜忌。事实上，刘胥也没有什么过于乖张的举止，只是“好倡乐逸游”，且“动作无法度”而已。后来被霍光选中立为宣帝的刘病已，“喜游侠”而好“斗鸡走马”，这些好尚也并不比广陵王刘胥高洁。再说刘胥的品行若是确有严重缺陷，也不会得到群臣一致公推，霍光的心里应当另有隐衷。

广陵王刘胥始封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到昭帝过世的元平元年，君临一方王国已经四十三年，昭帝在世时，刘胥见皇帝年少无子，就动过觊觎之心，一旦登基即位，自然不会像已故的昭帝一样任人操弄。加之广陵王体格壮硕，力气之大足以扛鼎，甚至能够“空手搏熊彘猛兽”，一旦触怒龙颜，无须刀斧手出面，自己就能轻易解决他这位“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当然没有勇气冒险。

按照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官场政治运作规则，在陷入这种窘迫境地的时候，总是会有看似不起眼儿的小人物不失时机地站出来为当权者解套。史载“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所说自然正中下怀，霍光当即破格擢升此人为九江太守。

二 转瞬即废的帝位

根据相关情况来推测，霍光改而选用昌邑王刘贺，大概是基于如下几点考虑：第一，刘贺是武帝的孙子，辈分比刘胥低，更便于利用外孙女上官太后的名义来加以弹压。第二，刘贺当年还不到二十岁（估计大概在十八九岁上下），政治经验很浅，比较容易控制。第三，从《汉书》记述的一系列行为举止来看，刘贺的神志肯定不够十分健全，当时人张敞称之为“清狂不惠”，曹魏时人苏林以为所谓“清狂”也就是“白痴”的另一种说法。

不过白痴也有白痴的坏处，就是往往不会审视利害，按照常理出牌，特别是昌邑王刘贺这种“清狂”型的白痴，毕竟还有“狂”的一面，若是完全失控发作起来，说不定会比正常人还难控制。刘贺从进京的路上开始，直到进入未央宫领受皇帝玺绶之后，做出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举动，但都只是生活琐事，完全符合他清狂童的神志状态和“动作亡节”（案即“动作无节”）的行为特征。

除了率性做事，很不守规矩之外，这里列举的罪过，实在算不上大邪大恶。需要说明的是，奏章中所说夏侯胜等因进谏而招致“簿责”事，《汉书·五行志》另有记述，乃书作因刘贺“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但实际上刘贺绝无杀戮夏侯胜事，夏侯胜不仅以九十高龄寿终正寝，而且即使下狱，也是在后来因响应汉宣帝下诏评议汉武帝功过的“阳谋”而忤逆上旨，被宣帝判以“非议诏书，毁先帝”等罪名，从而招致系狱三年多时间。若是仅仅以此而论，其行为“狂乱无道”而应废止帝位者，倒应该是汉宣帝刘病已，而恰恰不应该是刘贺。

另外，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考古发掘者已经披露，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当中，包含一些房中术文献。仅从相关展览图册上载录的一支房中术简来看，其内容与马王堆竹书《合阴阳》之“十修”特别是《天下至道谈》的“八道”相似，而较“八道”又有所变化，即延伸其“八道”为“十道”，用简单的话来概括，是讲在男女交媾过程中男性生殖器插入的角度、深浅和抽动频率之类性技巧。
然而，切莫以为这是多么荒唐，或有多么下作，房中术在当时是堂而皇之的养生手段，当时人讲究这样的法术，是为了乐而有节，和平寿考，而不是什么荒淫放荡。因而，不宜依此来对海昏侯刘贺做道德审判，坐实其“淫乱”的罪名。
假如昌邑王的行为，确实已经危及社稷，理应举朝上下，尽人皆知，当霍光宣布废黜其帝位的决定时，人们自宜平静接受。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群臣皆惊愕失色”，显示出并没有相应的征兆，其间必有隐情。

其实这一事件的真相，并不难揭示，从昌邑王刘贺和霍光这两方面都能够找到清楚的线索。在独揽朝政多年之后，霍光遣人迎立昌邑王的意图，当时冷眼旁观者都一清二楚。在昌邑王入京时，其王府中尉王吉即特地上书，剀切陈情，着重谈到这一点：
臣闻高宗谅暗，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抛开冠冕堂皇的辞藻，我们不难看出，王吉这段话是在非常明确地告诫昌邑王，他的身份只是霍光选择的傀儡，故即位后只能像昭帝一样“垂拱南面”而“慎毋有所发”，绝不能触动霍光的权柄。

刘贺身边的旧臣，当时就有人清楚地意识到局势的凶险和急迫。《汉书·昌邑王传》记载昌邑国郎中令龚遂即利用为刘贺解梦的机会，剀切陈言，建议他审时度势，知所退避：
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
“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这些话，显然是在警示刘贺，若不赶紧做出亲近信用霍家的姿态，并自断尾闾，俯首帖耳地任由霍光操弄，必将招致祸殃。无奈昌邑王的脑子本来就不灵光，而他带到京城那些人又多属想要获取权位的“谗人”，又岂甘坐以待逐？他们不仅没有采纳龚遂这番明智的见解，而且还一意孤行，图谋清除霍光。

尽管刘贺及其手下暗地里开始筹措夺回被霍光掌管的汉家江山，无奈霍光已经严密控制朝廷多年，宫禁内外，多有耳目，对此必定有所风闻。《汉书·五行志》有纪事云：
（昌邑王）贺即位，天阴，昼夜不见日月。贺欲出，光禄大夫夏侯胜当车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贺怒，缚胜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时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泄，召问胜。胜上《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读之，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数日，卒共废贺。
此事一方面反映出霍光能够及时知晓昌邑王刘贺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也说明外间对霍光废黜昌邑王的企图已经有所察觉。
形势越来越严峻，迫使霍光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抢先下手，废除昌邑王刚刚登上的帝位。前面引述的《汉书·天文志》阐释刘贺登基之前出现的异常天象，说这些星云象征着“大臣欲行权以安社稷”，事实上已经清楚表明，正是权臣霍光定下决心，来除掉刘贺。

三 政变大戏

除此之外，另有王谭者，其父王䜣尝继车千秋为丞相，封宜春侯，当时乃父已故，王谭袭爵为侯，亦“以列侯与谋废昌邑王立宣帝”，并因此而“益封三百户”，后来霍光率领群臣向皇太后上奏废黜昌邑王帝位时，王谭名在列侯之首，他很可能因这一特殊地位而较早介入了霍光、田延年和张安世的密谋。
这样大的举动，不能不预先知会丞相。当时的丞相杨敞，虽然出身霍光故吏，但处事谨小慎微。当年上官桀与燕王旦等谋反，杨敞最早知悉动静，却因“素谨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谏议大夫杜延年”，宁可让杜延年去领功受赏。昔孔夫子尝有语云以臣召君尚且不可以为训，像臣子废黜皇帝这样的事情，自秦始皇建立帝制以来尚未见到先例，更是他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因此，在得悉霍光的图谋之后，杨敞不禁极为惊恐，以至“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幸好敞夫人颇有大丈夫气概，处变不惊，镇定异常，深知这是容不得稍加犹豫的事情，于是趁田延年起身更衣的机会，向杨敞告诫利害说：“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杨敞这才醒悟过来，赶紧向田延年表示“请奉大将军教令”注18。

元平元年六月癸巳，这一天是六月二十八，也就是说，在刘贺登基之后的第二十八天，在上述一系列密室阴谋擘画停当之后，这场政变大戏，也就粉墨登场了：
（霍光）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
此情此景，今日读来，依然寒气逼人；而且就连霍光本人，在数年之后，忆及当时“震动朝廷”的情景，尚且“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在这一过程中，田延年从起初参与机密，拟定发动政变，到关键时刻，离席按剑，威逼群臣认可其事，都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当时人称“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案田延年，字子宾）之言大事不成”，故待宣帝即位之后，“以决疑定策封阳成侯”。然而由此又可以进一步确证，霍光废黜刘贺帝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
这场政变，尽管相当成功，而且也非常顺利，但按照一般的情理来说，动手废除在位的皇帝，这终究不是人臣应该做的事情。以霍光处置事务之缜密，当然不能对此毫不顾忌。仔细分析前后相关纪事可以看到，除了动用上官皇后的身份做招牌之外，在行政程序上，他还有意给刘贺的皇帝身份留下了一个很明显的瑕疵，这就是废除刘贺帝位奏章中所说“陛下未见命高庙”——也就是刘贺还没有“告庙”。

一般来说，汉朝新皇帝的“告庙”仪式，都是在登基典礼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如汉文帝在高后八年闰九月己酉（二十九）即位，文帝元年十月辛亥（初二），“皇帝见于告庙”，中间只间隔十月庚戌朔日（初一）这一天。又如《汉书》对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各位皇帝整个登基即位程序的记载，都是“即皇帝位，谒高庙”，前后紧密衔接，宛如一气呵成。
然而，汉废帝刘贺，却一直到登基第二十八天之后，霍光把他废除的时候，还没有去谒见太祖高皇帝。其间的缘由，十分耐人寻味。

纵观其处心积虑专擅权力的整个过程，可知武帝甫一离世，霍光即已弃置所谓“人臣之礼”于不顾，一心操弄权柄，而且心狠手辣，肆无忌惮。其施政之初虽然较武帝时期略显宽缓，而原其本心，亦不过“欲以说（悦）下”亦即邀买人心而已，这与他为杜绝“擅政专权”之非议而笼络任用宗室刘辟强、刘长乐等人，是一样的道理。杨树达早已清楚指出，这一虚假的宽缓局面，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如《汉书·黄霸传》所记，及上官、盖主之难后，光“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
班固在《汉书·霍光传》篇末的赞语，除了本节前面引述的褒扬之辞以外，也不痛不痒地批评说：“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看似有所贬责，实质上还是在设法为之开脱。
霍光心术奸邪，实已机深入骨，绝非“不学亡术，暗于大理”八字可以了得。李慈铭在清末将其定位为“以权术挟主者”，还算大体允当。其实宣帝初即位时，就有侍御史严延年，劾奏霍光策动这次宫廷政变，是“擅废立，亡人臣礼，不道”。清人尤侗则谓霍光此举“卒开莽、操辈废立之渐”，更深入剖析了霍光专权对后世的恶劣影响。故东汉时人就把“数读《汉书·霍光传》”看作乱臣贼子“欲谋废立”的征兆。

第五章 宣帝登基与亲政

一 又选来一个皇帝

与昌邑王刘贺相比，新皇帝的辈分又降低一辈，年龄则仍大致相当（宣帝“年十八即尊位”），对于霍光来说，这显然更有利于施展上官太后的权威，来帮助他控制朝政，而宣帝长养民间，岳父许广汉亦不过是一受刑宦者，没有政治势力作根基，同样也更容易摆布，此即清人恽敬在分析宣帝得以入主大统的原因时所说：“光惩于此（德勇案，指上一章所述刘贺昌邑国旧臣图谋收拾霍光之事），故立宣帝，以起侧微，无从官及强姻亲为党也。”近人吕思勉在研究昭宣之际史事时，也得出了同样结论，以为“昌邑以亲藩邸旧臣败，（霍）光未尝不惩其事，宣帝起匹夫，则无辅之者矣”。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再重新造就一个合乎霍家理想的傀儡皇帝。

汉宣帝在元平元年（前74）七月即位以后，处事确实很像已故的孝昭皇帝，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控制权力的欲望。如上一章所说，宣帝甫一即位，侍御史严延年即劾奏霍光擅行废立而殊无人臣之礼，然而由于时机微妙，如同明清间人王夫之所讲的那样：“光之必有所顾忌而不怨延年，宣帝有畏于霍氏，必心利延年之说而不责延年。”双方都还在谨慎观察，对此只能搁置不论。

当局者迷，霍光当时只是满意地看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废黜昌邑王所造成的威慑力，足以让宣帝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其独擅朝政的局面根深蒂固，似乎已经无法动摇，用清人方濬颐的话来讲，就是“光之不臣，至斯已极”。

二 未央宫的真天子

在痛苦的忍耐中又度过三年之后，直到所谓地节二年（前68）三月，汉宣帝终于熬到了出头的日子：这时霍光死了。成帝时人梅福，曾经针对霍氏家人后来的遭遇讲过一句话，谓“权臣易世则危”。纵观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这确实是比较普遍的通例。
然而，宣帝并没有马上做出清算的举动，经过长达二十年的经营，霍家子弟党羽遍布朝廷各个要害部门，稍有差池，就会自身不保。宣帝充分施展他的智慧和手腕，来安抚迷惑霍光家人，既厚葬美谥，又封赏子弟，特别是诏命霍光兄霍去病的孙子霍山“以车骑都尉领尚书事”，差不多依照原样顶替了霍光原来的权位，霍家似乎势焰依旧。

四 光复圣刘炎汉

霍氏家族连年作威作福，“杀生在手”，如司马光所云，“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当时有人甚至用“天下害之”来形容世人对他们一家的态度。现在掌控朝政的霍光已经死去，而宣帝又直接接受群臣上奏封事，并且发出这样明显的政治变动信号，各色人等，马上捕捉时机，做出反应。

第六章 由废皇帝到海昏侯

一 故宫里的囚徒

因而，汉宣帝对刘贺也很不放心。登基并且亲政之后，汉宣帝于地节三四年间以至元康初年，派遣山阳太守张敞，不止一次亲赴昌邑国故宫，察看刘贺的动向；并由张敞指派丞吏频繁巡视监督其日常居处情况。张敞汇报情况时也称刘贺为“故昌邑王”，而且是“居故宫”，后来赐封为海昏侯时也称“其封故昌邑王”云云。区区两三千户汤沐邑，尚不及后来所封海昏侯之“食邑四千户”，加之“故昌邑王”等说法，这些都表明刘贺在被废除帝位之后，一直没有其他爵位，只是故王和废帝而已，亦即差相近似于一介庶民。

霍光、汉宣帝都对废帝刘贺如此防范，原因很简单：这只能是出于霍光废黜其帝位的不正当性。这一行为，是无法获得旁观者真心认可的。前面第四章中已经提到，在宣帝即位之初，即有侍御史严延年，劾奏霍光策动这次宫廷政变，是“擅废立，亡人臣礼，不道”。严延年这种说法，应该代表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态度。认识到这样的舆情，也就很容易理解，霍光在褫夺刘贺帝位的同时，又为其保留了全部财产，令其生活不至于过分凄惨，同样也是对这种社会舆论有所顾忌。

二 受封列侯

汉宣帝新改的“询”字，取的是什么义项，他自己藏着不讲，或许就别有文章。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势，可以首先对他不再用“病已”一名的心理，做一大致的推测。从他一懂事，到这之前，一直身处忧患之中，现在膏肓之疾，心头之患，都已清除殆尽，真的是百病俱已，无须再担惊受怕了。改掉这个带有旧日生活印记的名字，会让心情更加舒展，以更好地享受安坐万人之上的尊贵和愉悦。

三 豫章郡海昏县

汉武帝去世之后，霍光专权，当时首先需要设法抚慰的就是以汉武帝诸子为首的刘家皇室成员。昭帝之初立，广陵王胥、燕王旦，都以年龄长大，顺序居先，对此非常不满，刘旦甚至“疑立者非刘氏”。而霍光对他采取的安抚措施，是“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同时亦“益封胥万三千户”。宣帝对牵连谋反的刘胥，不仅“有诏勿治”，而且还“赐胥黄金前后五千斤，它器物甚众”。即使如此，刘旦还是先与中山王、齐王合谋起事，最终又与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谋反；刘胥也因祝诅皇帝事发而不得不绞颈自杀。这些情况，充分反映出武帝去世之后，刘氏皇室成员对昭宣时期的皇位继承秩序和实际执政者的强烈不满。
朝廷官员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前面第四章谈到的侍御史严延年，就很有代表性。另外，昌邑国中尉王吉，对国王刘贺之“动作亡节”本来颇有匡谏，后来在霍光废黜刘贺帝位时，虽“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没有随同其他二百多名昌邑国的臣僚一同遭下狱诛杀，却仍然被“髠为城旦”。为此，王吉“后戒子孙毋为王国吏”，这也强烈显示出对朝廷处置方式的怨怼。适当安抚这些官员，也更有利于社会的安稳。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汉宣帝还会刻意在侯国的名号上动歪脑筋，以此来羞辱耍弄一番废皇帝刘贺。要是真的这样做了，恐怕会有违其初衷而招致相反的效果，还不如不册封刘贺为好。

最后，让我们回到“海昏”二字本身的训诂问题上来。在海昏侯墓中，出土有一枚“海”字铜印，是存放在西藏椁中被考古发掘者称作“娱乐用具库”的地方。不管这枚铜印是用作何事，都显然是“海昏”的一种缩写形式。这也就意味着它不是用在正式的场合，只是一种很随意的自称，或是标记，是私下里的用法。假如“海昏”是汉宣帝强加在刘贺头上的侮辱性封号，那么，一般来说，在这种场合下，刘贺也就可以避而不提，改换其他称谓，譬如，采用与其“大刘记印”玉印中的“大刘”相类似的名目（案“大刘记印”出土于主椁室东室南部）。

四 南藩海昏侯

“酎金”的“酎”，本来是一种酒的名称。盖汉廷在每年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纯也”，也就是朝廷指令人特制的一种纯酒。汉朝开国之初本来并没有“酎金”一事，待“至武帝时，因八月尝酎，会诸侯庙中，出金助祭，所谓酎金也”。这里所说“诸侯”，实际包括诸侯王和列侯，也就是说，“酎金”是穷兵黩武的汉武帝强行摊派给这些诸侯王和列侯的一项“苛捐杂税”。

虽然这种不能不承担的义务给各位诸侯王和列侯都带来很沉重的负担，甚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还会有很大风险，但这同时，也是一种权利。并不是哪一位王侯在什么时候都有资格来献上这些黄金。
海昏侯刘贺就被打入另册，剥夺了这种资格。由于刘贺不得“奉宗庙朝聘之礼”，也就无须在汉家皇帝于宗庙中朝会诸侯的时候，出上自己那一份“份子钱”，这实际上是取消了他亲赴宗庙祭拜祖先的身份，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取消了他作为刘氏子孙的身份，性质是很严重的。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公子哥儿刘贺的脑子，确实不大清醒。现在，在海昏侯墓中出土的一些金饼上，我们竟然看到了“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云云的墨书，这显示出刘贺在南迁豫章郡之后，依然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有机会重预宗庙之祭，随时准备献上这些酎金。这就未免令人诧异了。

要是让刘贺像所有王侯一样，每年来京参与朝会祭祀，他就有机会和来自各地的王侯特别是刘氏子孙当面接触，言谈往来之间，王爷、侯爷们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位与他们很多人一样的普通公子哥儿，虽然不大着调，缺乏做好皇帝的素质，但也绝不是什么荒淫的君主。

这些情况，对于以前就与刘贺一道参与过类似朝会之礼的王侯来说，或许并不新鲜，但更重要的是，刘贺会有机会亲口向这些王侯们清楚讲述霍光发动宫廷政变的详悉情况，讲述霍光的专横和强暴。这样一来，他就会博得广泛的同情，甚至激起一些人的愤慨，自然就会产生不利于宣帝的舆论。现在把他逐放到江南的豫章，令其不再北返，也就彻底断绝了这个隐患。

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命运多舛的海昏侯刘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一年，他的年龄大概在33岁到34岁之间。

然而揣度当时的政治形势，在这当中倒不会有什么政治阴谋，更有可能是这一家子几口人同时感染了某种比较严重的流行性疾病。考古工作者在刘贺遗体的腹部，发现有香瓜子存在，这反映出他逝世的时候，应该是在夏季香瓜成熟的季节，而在这样的季节，传染性疾病更容易迅速扩散。

余论——盖棺论定于青史

实际上，刘秀册封的海昏侯国，很可能是与东汉王朝相始终，一直没有废除。所谓东汉，依然是刘家的天下，皇帝还依然是太祖高皇帝的后裔，他们没有忘记刘贺，这位被霍氏权臣从未央宫中押解走的废皇帝，让他的子孙们仍享得一定的礼遇。

总而言之，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和文字铭文、简牍文书，只能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西汉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而不能甚至根本无须期望对《汉书》记载的有关刘贺的基本史实做出什么翻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