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齐拉特回忆起自己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柏林大学时,慢慢意识到希特勒德国已容不下犹太人。于是有一天,他拎了一个小手提箱,跳上火车,逃出了德国。他走的那一天,火车车厢里空空荡荡的,但第二天的车厢便人满为患,而且刚开到边境就被迫掉转车头。齐拉特的故事寓意深远:“你不必聪明绝顶——只要比一般人聪明一点点就行。”在他的故事里,“聪明一点点”体现在比其他人提前一天逃走。

比别人聪明一点的确很重要,除此之外,我认为你还得特别幸运。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我的脑海中常常浮现出齐拉特的故事。作为心理学家,我十分清楚,记忆并不是一位完美的历史学家,它倾向于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叙述历史。

依我之见,写自传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把所有好运都归功于自己的不凡:“正因为我十分聪明,才被某某名校录取,并娶到了好女人;能跟某某教授学习,继而进入全国领先的研究生院读书;之后有机会给某某知名学者当助理,最后明智地接受了那份理想的工作。”第二种方式是认定凡事取决于命运的安排:“天哪,我太幸运了。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我都碰巧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这两种写作路径都没错。就我而言,大部分降临到我身上的好运,恰好是因为我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选择了正确的职业、找到了合适的人生伴侣、结交了有益的朋友和同行。同时我也十分善于把握机会。

社会心理学,一门研究环境、代际群体、文化、理念以及政策方针如何浸淫个体并影响其行动的学科,已经融入我的人生。它加深了我对周围人与事的理解,包括我自己、我的家庭和我所处的时代。我想知道,缺乏父爱的男人是否能成为一位好父亲。传统的心理学观点强调遗传或儿时经历的影响——不管你乐不乐意,你会成为跟自己父亲一样的人。相反,社会心理学试图弄清楚其他因素对你的影响,例如同辈群体、你自己的经历,以及你如何解释它们。社会心理学,一门研究环境、代际群体、文化、理念以及政策方针如何浸淫个体并影响其行动的学科,已经融入我的人生。它加深了我对周围人与事的理解,包括我自己、我的家庭和我所处的时代。我想知道,缺乏父爱的男人是否能成为一位好父亲。传统的心理学观点强调遗传或儿时经历的影响——不管你乐不乐意,你会成为跟自己父亲一样的人。相反,社会心理学试图弄清楚其他因素对你的影响,例如同辈群体、你自己的经历,以及你如何解释它们。

作为犹太人的我能幸存下来,倍感庆幸。但一个人仅靠运气还远远不够,见识也十分重要,它代表抓住机遇的能力。比如,我母亲与那个时代大多数犹太母亲一样,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但看我缺乏当医生的聪明脑瓜和内在动力,她就转而将第二个梦想强加于我:自己当不成有钱人,就跟有钱人结婚,尤其是跟芭芭拉缔结秦晋之好。芭芭拉是我第一位大学女友,她父亲经营着不止一家廉价商店。母亲为自己勾画的美好前景兴奋不已,根本就是她在跟芭芭拉谈恋爱,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在跟芭芭拉老爸的商店谈恋爱。“他会送给你一家店的!”她不断在我耳边唠叨。

机遇明显偏爱我,但我同时爱上社会心理学和人类潜能开发并非偶然。我欣赏一种观点:人格和能力并非一成不变。我们的能力固然受遗传所限(我不可能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也不可能拥有迈克尔·乔丹的运动天赋),但社会心理学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人们不受遗传和儿时不愉快经历的束缚。好实施补救措施的临床心理学会说:“你儿时受过伤害,我们可以采取一点点补救措施。”讲求改变的社会心理学则会说:“好吧,你有个糟糕的童年,让我们帮你改变环境,改变你的动机,给你一个新的机会,让你战胜自我,改变自暴自弃的态度和偏见。”

人们能够成长并提升自我,这一理念着实令我兴奋。18岁时的我,性格腼腆,资质平平,在既不富裕又缺乏教养的家庭中长大,后来却靠着奋斗超越了自我,接受了高等教育,寻找到出色的导师,点燃了生命之火。

吸引我的两个心理学类别都源自美国——以严谨著称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和比较随性的会心团体,这也并非偶然。早在1835年,才华横溢的法国历史学家、美国社会的观察家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就在其传世名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写道:“他们一致相信,人生可以达到至善。他们断言,知识的传播必然产生有益的结果,无知将导致可悲的致命的后果。他们把社会视为一个不断进步的机体,把人生视为一幅不断变化的图画,其中没有什么是永久不变或应当永久不变的。今天看来很好的事物,明天就可能被更好的取而代之。”这是典型的美国信念,笃信改变和自我完善的力量,相信工人的儿子可以成为教授,人们能够克服根深蒂固的偏见,现实并非一成不变。这一信念不但成为我研究的重心,也主宰了我的人生。

第一章 不被看好的笨小子

父母总爱向别人讲述自家孩子的故事,但他们并未觉察到孩子们也在竖着耳朵听。记得最早有关我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我一岁左右。母亲经常不厌其烦地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某个大冷天,母亲放我在婴儿车里推去公园玩。“其他宝宝的脸颊都浮现出健康红润的颜色,”她说道,“可埃利奥特却冻得脸色苍白,嘴唇发青。他就是这样一个一脸病容的孩子。”每每听到母亲提及此事,我都能感受到她的尴尬,因为我没能像其他母亲的宝宝那样漂亮,这让我心生歉意。

出生贫民区

自我服务的偏见:将失败和不好的事情归因于外部环境,将成功和好的事情归因于自己,如个人的性格及特质。

作为孩子,我自然无法理解他们的无穷斗志从何而来。如今回想起来,我断定,无论结婚早期他们彼此如何恩爱,从第一次开战的那一刻起,浓情就被冲淡了。但我仍然认为他们彼此在心底有一丝心意相通,只是缺乏有效的沟通,如果他们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也许就能相互扶持,而不是满脑子的责备、自怜和苦恼。

明星哥哥与木讷弟弟

社会比较理论:当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时,人们往往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衡量自己的观点和能力。社会比较又分为上行的社会比较和下行的社会比较。前者是指将自己与某种能力或特点比自己出色的人进行比较,后者即将自己与比自己差的人相比较。

贾森本来就是任何弟妹都难以企及的榜样,何况像我这样的笨孩子,更加没法跟他相提并论。上学时我比贾森低三个年级,当老师们得知我是贾森的弟弟,就立刻认定我和他一样优秀。其实我在小学和初中表现很好,但缺乏老师期待的那种明星气质。一年级时老师就发现我并没有贾森那么机敏、迷人、聪明和自信,按学校的行话说,我缺乏像他那样的“领导才能”,我能够读出老师脸上的失望。当然这不是贾森的错,我从未有意归咎于他。不过有时我也嫉妒他的魅力,想着自己要是没有哥哥就好了。但自小我就强烈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与别人无关。即便没有哥哥,自己身上的不足依然存在。光彩照人的贾森仿佛是笼罩在我头顶上的阴影,但我知道,就算移走了这片阴影,露头的也不过是个资质平平、腼腆无趣的小子。

撇开偶尔的嫉妒心理不谈,我爱贾森,并且敬重他。他也很爱我,处处关照我:给我示范篮球的运球动作,教我如何将橄榄球抛出一个完美的弧线;他还告诉我,过度手淫不会导致失明或者手掌上长毛(那时青春期男孩子普遍担忧这档子事);他教我体会坐过山车的乐趣;教我打棒球时如何投球、接球和击球。

父子隔阂

我为什么从不打听父亲的人生经历?答案很简单,我认为父亲对我并不上心,我觉得自己总令他失望。“为什么你不能像某某一样?”他总是谈论某个孩子打三份工并兼职送报,还从不落下一堂小提琴课。“为什么你总是把精力浪费在棒球和篮球上?”那时的犹太父母都认为,无益于学业又没有金钱回报的活动通通是浪费时间。好孩子都应该努力工作,为家里挣钱;努力学习,成为尖子生;努力练琴,成为亚莎·海菲兹。

从更深一层来看,我不跟父亲交流是因为对他心存畏惧,害怕面对那张随时会勃然大怒的阴郁冷脸。他怒气冲天的样子比任何人都可怕。多年以后,当看到演员李·科布(Lee J.Cobb)在电影《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中双拳紧握、怒火中烧的模样时,我惊呼:“天哪——跟我父亲一模一样!”虽然父亲并没打过我,但他经常向我挥拳头,那架势仿佛拳头立马就要落下来。我犯一点小错他都会暴怒不已,用意第绪语吼道:“我要把你揍得满地找牙!”他是家里专门唱黑脸的。

哲学家萨特说过,从我们脱离母亲子宫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命中注定”要追求自由。要不是自由那般沉重,我们不惜为了它在苦难和失去中付出代价,他又怎会用“命中注定”这个词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并不是自由之身。人们通常要等到步入中年后父亲已经去世了才能享受到无拘无束的滋味。然而17岁时,我的自由就降临了。失去父亲固然悲伤无望,但不用面对父亲的厌恶、失望和怒意,令我霎时感到解脱。然而这种不期而遇的轻松感又激发出强烈的罪恶感和困惑感——父亲去世我不该感觉解脱了。多年以后我慢慢理解了那些复杂的心绪,心底的阴影总算消散了。

然而长大成人后,我总是遗憾未能对父亲有更多的了解。有时我在想,如果他活到耄耋之年,看到不长进的儿子总算有所成就,是否最终会以我为傲,跟我说他的心里话,讲述他的人生故事呢?但也许正是因为父亲的死令我得以解脱,最终才得以成为他认定我无法企及的人。

第二章 一次难得的自我肯定

暑期工面试

自我合理化:人们为维护自尊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每个人都有维护良好的自我感觉的心理需要,当人们做出负面的行为时,往往会为其行为寻找理由,确保能够从正面看待自己。

木板道上的潜规则

我喜欢听贾森说那些大道理。世界光怪陆离,现实生活不会如我期待的那样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现实社会也不会像电影里的画面一样,好人穿着纯白的衣服,举止彬彬有礼,坏人总是胡子拉碴,不会正眼瞧你。我试图在现实世界里辨认坏人,发现假货,顺带把自己当做英雄。但我怀疑这是自欺欺人。虽然不能完全确定现实世界中有什么画面被自己忽略了,但我知道世界远比我想象得要复杂。

每过一段时间,贾森就会为我点亮一盏明灯。他阐明了木板道上的潜规则,让我明白,你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未必是真相,游戏是有黑幕的。如果想要了解真相,你就得把脑袋探到幕后去看。

我18岁以前,贾森是家里唯一认为我聪明能干、潜力无穷的人。他并没有因为一些相反的证据而改变对我的评价。他告诉我要苦中作乐,学会感受快乐是最重要的。他告诫我不要妄自菲薄,但也不能过于自恋。他还向我展示自嘲很有趣,幽默无处不在。脑震荡引起失语症的事件发生好多年后,他模仿我当时试图说出“我没事”的样子,如同电影《巴黎圣母院》里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扮演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一样笨拙,模仿得惟妙惟肖。他还教我如何像君子一样从容地打好自己手中的牌,打牌和人生都是如此——尽量不要抱怨。

如果愿意做个有心人,在木板道上还可以学到很多人生哲理。技艺精湛的跳水演员就给了我很好的人生启迪。他们能在空中连翻三个跟斗,然后优雅地入水,几乎不激起一丝涟漪。接着就看见一个小丑登上高高的跳台,穿着一件大得能遮住膝盖的游泳衣,探头往下看了一眼,便吓得赶紧退后。之后他假装很恐惧地再探头看看,又往边上退,却一不小心退得太远,掉了下去,手脚在空中胡乱挥舞。观众见状捧腹大笑。“真是个白痴啊!”我朋友大叫。

仔细观察了很多天之后,我才发现他根本不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小丑,而是最有本事的跳水演员。只有经过无数次刻苦的练习,小丑才能在演出时故意表现出拙态,而最后一刻却能安然入水。多年后我成为一位大学教授,发现只有备课时倾注无数心血,才能在课堂上表现出即兴随意的潇洒风范。那时我就会饶有趣味地想起那位小丑跳水演员,体会他的表演给我带来的启示:工夫在戏外。

荣升话筒男

但是即便当上了话筒男,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赢得了这份工作。我断定害羞是自己永远的社交障碍,我一直很害羞,可能会永远害羞下去。但木板道上的这次经历令我肯定了自我,能够潇洒甚至大胆行事了。担任话筒男的成功经历既对我有所启迪,也令我倍感困惑:什么才是真正的我?该问题增加了如下可能性:有朝一日,我也能成为哥哥那样的人。

第三章 投入心理学的怀抱

学习的意义

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争论我的出路,贾森的态度却异常坚决。大学为他开启了一片充满机遇的天地,他希望我也能走进那片天地。他担心我如果高中毕业就直接去工作,就再也不会重返校园了。最后家庭会议不欢而散。待舅舅和姨妈们离开,贾森对母亲说:“妈妈,你肯定行的。”母亲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没过几个月就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在波士顿特里蒙特街上的钱德勒高档百货公司卖服装。

贾森伸出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肩膀,说道:“笨蛋,你真想过那种推着婴儿车,沿着雪莉大街闲逛的日子吗?”

那真是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那些年,我俩目睹了许多早早地就跟高中女友结婚的小伙子,才20出头便身为人父,推着婴儿车在镇上的一条主干道上闲逛,干着没啥前途的低贱工作。看着他们,我感到既悲哀又恐惧。

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没有回木板道游戏场,而是找了一份挣钱更多的工作,在马萨诸塞州联邦高速公路工地干活。暑假期间我思考了很多,觉得自己是时候做些改变了。在海滨木板道上担任话筒男的经历令我明白,新环境能够为我提供一个重塑自我的良机。高中三年我从没参加过校园舞会,也没有一次约会经历。因为我太害羞,不好意思约女孩子出来。同学们都认为我很腼腆,这一评价影响了我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又反过来束缚了我的行为。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叫做“自我实现预言”。上大学可以将过去一笔勾销,我可以在新环境里按自己的意愿重塑自我。我想如果自己待人接物时落落大方,新朋友们就会认为我很开朗。

自我实现预言:最初持有的某种错误的期望引发某些行为,最终使期望变成现实的现象。例如人们相信某银行即将倒闭,纷纷排队提款,于是他们错误的直觉便创造出银行倒闭的事实。

贾森指责我学习习惯不好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与芭芭拉无关。进入布兰迪斯大学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学习,连笔记都不会做。我坐在教室里边听课边鬼画符般地记录,期中考试前翻出笔记,连自己都看不懂。

那次考试考砸了,我也吸取了教训。以后每节课后我都会找一个小角落,有时就在教室外面的楼梯间,把课上做的潦草笔记通读一遍,认真写出一两页概要。这些概要就是课程的核心内容,还能反映出教授所讲知识点的范围和框架,以及讲课内容与阅读材料的联系所在。掌握提炼知识精华的技巧要走很长的路,而我已迈出了第一步。通过对课堂笔记进行浓缩,我把握到了教授的思维过程和思考方向。我发现自己正学着去热爱学习,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批判性地思考并质疑未经证实的论断。平生第一次,我理解了学生的职责,第一学年下学期就拿了全A。

政治觉醒

我听得目瞪口呆。头一回,我自认为绝对正确的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还遭到嘲笑。这个泰丁斯委员会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会有人认为麦卡锡是危险分子?他不是爱国主义者吗?说不定斯蒂夫和其他一些同学本身就是共产党员。但我很快意识到,这种争论不仅仅是看法和喜好的问题,比如你是否对某部电影情有独钟,或者你认为乔·迪马乔和泰德·威廉斯哪一位是更出色的全能型棒球选手。我们争论的是冰冷的事实,关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麦卡锡手上是否有一份共产党员黑名单。我突然明白了,得靠自己设法求证。无论是里维尔高中老师和同学的观点,还是布兰迪斯大学思想活跃的同学的主张,我都不能不加鉴别地接受。

哇,我想这就是大学,能学有所获的地方并不限于课堂。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事实可以被意识形态歪曲,在里维尔形成的盲目的爱国主义,令我们对一些领导人的非道德行为视而不见。我发誓从此以后要以开放的心态亲自了解事实真相。过去我一直视苏联为民主制度的严重威胁,如今才头一回得知,出于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等目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加入了共产党,而我却如此轻率地把他们通通划为间谍或卖国贼。

偶遇马斯洛

偏见:对特定团体的人所持有的敌意或负面的态度,只因为他们属于那个团体。严格来讲,偏见有正面和负面两种,但社会心理学家通常用它解释对别人的负面态度。

当时心理学有两大主导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马斯洛持有革命性的观点,认为这两种研究方式都没能揭示出人性本质或是人类发展的可能性。他尤其鄙视行为主义学者,觉得在实验室人为控制的环境中研究老鼠和鸽子的人根本提不出关键性的问题,更别说回答了。他同样反对精神分析学家对人性进行过于阴暗的描述。该学派主要研究神经衰弱、心理防御机制、生存焦虑和潜意识冲突。

马斯洛提出,心理学应该发展出第三种学派来取代这两种主流研究视角,新的学派应从人文主义和哲学视角研究人的本性和动机。他主张心理学家观察和访问健康而成熟的人,了解他们的情感和思维活动,研究他们如何应对人生的挑战,比如他们是如何面对逆境和贫困的。

自我实现:当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自尊被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是人们充分发挥潜力的动力。

当然,他的“实证”概念不甚严谨。马斯洛说他观察和访谈了好几百人,并分析了爱因斯坦、埃莉诺·罗斯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简·亚当斯等名人的生平资料。我同意他列举的这些名人都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但几年后我就发现他的推论有致命的弱点:这是循环论证。我们如何知道爱因斯坦等人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因为他们具备自我实现之人的特质。那么自我实现之人的特质又是什么?就是爱因斯坦等人身上所显现的特质。

马斯洛还给我注入了充满生机而影响深远的人文主义观,他四处宣讲他的观点,这是他人生快乐的源泉。他的很多教诲都让我受益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人类发展的乐观态度,他相信人们拥有成长、学习和改善自我的潜力,社会也可以变得更健康。这种乐观主义已融入我的血液。受马斯洛的影响,我决定运用心理学的智慧和知识去改善人类的境况。虽然当时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但却是马斯洛送给我的一份厚礼。

女神薇拉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悲惨经历留下的心理阴影,令很多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多年后依然深陷愤世、狂躁和悲痛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这些情绪的发泄对象包括纳粹分子、普通德国民众,甚至整个人类。但包括薇拉在内的一些人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决定捕捉生活赋予的每一份美好。

我们一起散步时,薇拉常常停下来看孩子们玩耍。在我眼里那不过是一群小孩子,但薇拉总能引导我发现这幅画面中的美妙与神奇。薇拉的眼中仿佛没有平凡的事物,甚至每一次日落都是一份礼物。她还培养了我对高雅艺术的欣赏品位,教我欣赏舒伯特的三重奏、莫扎特的歌剧和梵·高的绘画作品。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启蒙课程,在毫无艺术气息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严重缺乏审美情趣。不久,多年前提醒我离开芭芭拉的直觉,如今召唤我向薇拉靠近。那个小小的声音在说,有过世间最惨痛的经历后,她依然能在身边的点滴小事中感受快乐和美好,如果能和这样的女人共度一生,该有多么美好啊!

我始终坚持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依次明白两件事情:第一,我将何去何从?第二,我将与谁同行?那时正值大四的春季学期,一个月后就要毕业了,我已经知道我将与谁同行,却不知道何去何从。

第四章 毕生都想从事的事业

卫斯里蜜月之旅

现在回忆起当初仓促上阵为人夫、为人父的情形,不禁觉得好笑。两年前在布兰迪斯大学念大三时,我还决定打一辈子光棍。这个想法并非只放在心里,我还经常向朋友、熟人和其他人大谈独身论。薇拉回忆说我们俩刚刚认识时,我就向她宣布自己是独身主义者,似乎是在给她一个警告。从小到大,我几乎没见过美满的婚姻。我的父母自然算不上恩爱夫妻,除了利奥舅舅和莉莲舅妈,其他姨妈和舅舅的婚姻中都不曾见到浪漫相爱的画面。当时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很少离婚,我认识的这些年长的夫妻们彼此拖累,过着单调乏味的日子,就像一对老牛拉着一辆沉重的马车。而我和芭芭拉的恋情也平平淡淡,和她结婚就意味着加入了马车队的行列。

然后我就遇到了薇拉,打一辈子光棍的冰冷决心被她带来的温暖阳光融化了。如今我们一起生活在老兵村,周遭是一群快乐的年轻夫妻,忙着念书和生儿育女。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例如夫妻争执时,我总是像一头发狂的野兽,和父亲如出一辙。从小到大我只学会了一种处理家庭矛盾的方式:提高嗓门并拍案而起。而薇拉的家人总是平心静气地讨论各种家庭争端。她父亲温和内敛,从来不会粗门大嗓地发飙,事实上他宁可让步也不愿意大吼大叫。我和薇拉应对家庭争执的方式如此截然不同,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粗鲁举动把薇拉吓坏了。

成就动机研究

成就动机:一种对获得显著成就、掌握技能或迅速达到高标准的欲望。成就动机高的人往往愿意追求高难度的目标,并且愿意把大量时间花在他们追求的目标上。

初为人师

在古尔维奇教授相当严厉的苏格拉底式激励下,我学会了批判性思考,认识到用逻辑和证据挑战根深蒂固观念的重要性。

一天下午,我上完古尔维奇的课正准备离开,他见我胳膊下夹着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就问那是什么书。我把书递给他,是英文版的《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该书写于1748年,作者是法国医生、哲学家拉·梅特里(La Mettrie)。心理学史老师指定我读这本书,而且要做读书报告。我其实不太情愿做这个作业,因为自己以前从没听说过拉·梅特里,对他的核心观点也很反感,他认为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像机器一样具有程式化的特点。不过一翻开这本书,我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拉·梅特里的文笔热情又不失精准,书中有关人性的观点在那个时代具有颠覆性。而且作为当时天主教盛行的法国的一位唯物主义作家,写这本书需要相当大的智慧和勇气。古尔维奇浏览了书的前几页内容,嘴里咕哝了几句。

“喜欢这本书吗?”他问。

“十分喜欢!”我充满激情地回答道。

“噢,”教授突然用法语问我,“那你相信人是机器吗?”

“当然不信!他所有的结论我都不赞同,但作者无与伦比的论证天赋打动了我。”我说。

奇迹出现了。古尔维奇整张脸顿时变得柔和起来,眼中闪着泪光,身子微微前倾,充满柔情地将手放到我头上轻轻按了按,轻声说道:“好孩子!”

平生第一次,我感受到一位教授亲近的触摸,带着难言的温情。更大的意义在于,古尔维奇让我明白,虽然对作者的观点有异议却依然爱这本书,这是一种美好的、甚至高尚的境界。当我在卫斯理大学向教授职业迈出第一步时,才更加体会到那时古尔维奇的姿势、表情和泪水所传递的含义。学生有此领悟,对教师而言是莫大的欣慰。

儿子哈尔

以我父亲之名给儿子取名,原本只想讨外公和母亲的欢心,对我而言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仪式。但儿子的名字却意外打动了我。每当抱起小哈尔,用奶瓶给他喂奶,打嗝时帮他拍背,给他换尿片,紧紧搂着他唤他的名字时,我都常常想到父亲,想到他如坐过山车般坎坷的人生。一开始他一无所有,经过一番努力打拼终于摆脱了贫困,有了自己的店铺并跻身中产阶级。然而之后他又失去了一切,过回贫穷的生活。他不喜欢的岳父帮他免除了牢狱之灾,令他内心充满了屈辱。正当他准备振作起来时,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让他永远只能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弃妻儿于不顾的男人。如今,我迎接儿子的出世,并以父亲之名给他取名,这些经历让我终于可以敞开心扉地想念父亲,体会他的心酸。在我的沉思中、梦境中,他频频造访,自父亲过世以来,这是第一次。

第五章 发现天赋的实验之旅

迈向斯坦福

角色:处于特定社会位置的人被期望表现出的行为,例如作为一名教师或父亲应该达到的一系列要求。角色理论认为,社会生活就像一部舞台剧,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

费斯廷格与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由于持有两个或多个不一致的认知而引起的不舒服的感觉,以及因为做了一件与自己正面的自我概念不符的行为而产生的不舒服感觉。

我边走出办公室边在心里咒骂:“讨厌鬼!谁愿意在小研讨室里跟这家伙待上10周?”晚上我把跟费斯廷格碰面的事情讲给薇拉听,问她有什么看法。薇拉说:“感觉是挺讨厌的。你到底选不选他的课呢?”我回答说,最好改选杰克·希尔加德的课,他的研讨课听起来很有趣。而且上学期讲授研讨课的经历,也让我和希尔加德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师生关系。

薇拉说:“选希尔加德的课固然合情合理,也很保险。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凡事都力求保险了?为什么不先读读费斯廷格的书,看看自己是否喜欢。我会把蓝莓酱藏好的。”

晚饭后等哈尔睡着了,我开始浏览费斯廷格的手稿。书名是《认知失调理论》(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我随意翻阅了前面几页,只想了解他究竟说了什么观点,并不打算阅读更多内容。但书稿把我紧紧吸引住了,等回过神来已是凌晨三点钟,我居然一口气读完了这本该死的书。说实话,我从没读过如此精彩的心理学著作。时隔五十多年,如今它仍旧是我读过的最精彩的心理学著作。

费斯廷格的研究就是让认知和动机相结合。正如他所阐述的,失调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合理化解释诸事的理论:人们如何对所处环境和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并消除认知上的差异,从而过上(至少他们心目中认为)理性和有意义的生活。书中原创的实验研究很少,但有丰富的观点和一些引人注目的研究种子萌芽。这些种子在之后20年的专业期刊上生根发芽、开枝散叶,为社会心理学带来了一场变革。当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只知道这一理论新鲜、有趣,很刺激。至少它吸引了我,为我开启了一个新的思维视角。

对我而言,这件事的意义如同收到一份堪称无价之宝的礼物。当然,如果这件礼物拥有更温和友善的包装,我会更喜欢。费斯廷格以最形象的方式表明,没付出最大心血的成果他拒不接受。通过宣布修改后的论文值得一评,他告诉我,他在我身上没有白费工夫。

之后读博的日子里,当我与费斯廷格走得越来越近,并悉心观察他的行事作风时,那一刻的洞见得到了确认。他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视若珍宝,如果学生不用功,他不会在他们身上浪费丝毫精力。但如果学生的表现令他十分满意,他就会倾囊相授,并贡献出最有价值的礼物——一语中的的批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不厌其烦的批评,正是对你最高的褒奖。

入门考验实验

社会影响:人们影响他人的各种方式,包括因他人的观点、行动,或仅仅只是他人在场而导致的态度、信念、情感和行为的变化。

认知失调理论在社会影响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启迪。作为一名学者和作家,我之后50年的思想都被该理论引领着:人们的态度改变之后,行为会随之而改变;但如果想让态度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要设法激发人们在行为上的改变,态度自然会随之改变。当时这一理念对普通大众,甚至对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而言,都是完全违反直觉的。比如你想请别人帮忙,你必须先让对方相信你是一个好人。这个方法没错,但效果欠佳。正如后来我学生的研究所阐述的,若要获得显著的效果,你要先请他帮忙,于是他就会说服自己认为你值得他帮忙,因此认定你是一个好人,他以后就有可能帮你更大的忙。

社会酬赏:诸如表扬、积极的关注、实在的报酬、荣誉和感激之心等,可以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好处。

得出结论时的欣喜若狂至今记忆犹新。我兴奋地意识到,自己在人类思维的研究中有了全新的发现:人如果经历千辛万苦才赢得某物,就会更加珍视它。我发现,虽然人的行为相当复杂,但也有规律可循。我的任务就是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将其提炼成可被验证的假说,设计实验验证假说的关键部分。入门考验实验的完成也揭示出,我可能有某种天赋,能打造研究方法之匙,开启人类行为的神秘大门。多么出乎意料啊!我想人生中没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事了。理智点说,这是我进行的第一个实验研究,同时也成为一个经典的实验,是失调理论的一个代表性实验。

高影响实验

以前社会心理学的很多研究要么调查无足轻重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同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比发表在《真理报》上更令人信服,要么观察人格测试中获得高分或低分的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差异,比如成就动机研究。费斯廷格则教会我树立创新的理念,科学家不能将研究局限在无足轻重的课题抑或平淡无奇的研究方法上。凭借充分的创造才能,我们能够在实验室里研究任何现象。这样就能将科学家从过分依赖人格变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也不再仅仅以人的个性解释其行为。我们能够直接弄清楚是什么因素引发了人们的某种行为,因为作为实验者的我们创造了这些因素。使被试爱上讨论小组的是重度入门考验,而不是被试的儿时经历和人格因素。

我热爱实验研究的每一个过程:先在脑子里形成一个观点,然后设计实验程序,并撰写剧本;之后进行彩排,训练助手;正式进行实验;向被试坦承实验的真实意图;分析数据,撰写研究论文并发表。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能够从事实验研究了,那种感觉就像儿时在里维尔掌握了接地滚球的技术一样,不再因场上的紧张气氛而不安,也不会祈祷击球手把球击到别处(老天保佑,别打给我),而是希望球向自己的方向飞过来。

就这样,我找到了自己渴望从事的研究,正如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在一首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它点燃了我的心灵之火”。

第六章 哈佛园中硕果累累

我与哈佛八字不合

在哈佛待了几个月,我就完全明白自己是不可能获得终身教授资格的,不仅因为终身教授资格对我们这样的年轻教师来说希望渺茫,而且我和哈佛八字不合。哈佛这所透着精英色彩的反犹太主义学府不是适合我的地方,而我仍然为自己身上些许蓝领工作者的粗野而自豪,自然也不是适合哈佛的人。我努力减轻自己的心理失调。我参加教师大会就是为了忽视哈佛园里的一切好东西,同时嘲笑这里发生的任何可笑之事。相反,迪克决心为终身教授资格而奋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在哈佛立足。因此,他能够欣然接受这里的一切。我最欣赏迪克的一点,是他具有嘲笑自己的超凡能力,包括嘲笑自己偶尔流露的富家子弟做派。但因为一心想在哈佛扎根,他却无法看出开灯伎俩的可笑以及教师大会里的装腔作势。

成为一名合格教师

从众:根据他人而做出的行为或信念的改变。从众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比如因外在力量而表现出的从众行为叫做顺从(内心并不认同),而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从众行为叫做接纳。

对失调理论的修正

那时我只想对认知失调理论进行少许修正,最终却起到了重要的完善作用,将失调理论从一个有关态度的理论转变成有关自我的理论。有关自我的信仰是人们所持有的最重要的认知,于是当我们的行为或态度与我们对自我的认知不一致时,就会产生最痛苦的心理失调,因此最有可能引发行为的改变。而且,自我认知的重要性和中心性使人们抗拒改变自我概念。因此我这样来表述自我一致:心理失调的存在,促使我们通过改变态度和随后的行为来维持我们的自我概念。

我意识到,我们的大多数实验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在于几乎所有被试都有相当高的自我观念。从自我观念的角度来思考认知失调,我发现了隐藏在原来理论构想中的一个假设:像盖瑞森·凯勒笔下的乌比冈湖居民一样,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对每件事的认识和处理都比一般人高明。但是那些看低自己的人又是怎么样的呢?根据我的推断,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个笨蛋,他就觉得自己会去做很愚蠢的事情,比如通过重度入门考验加入一个毫无价值的小组,或者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撒谎。因此在那些高看自己的人身上出现的认知失调就不会出现在这些人身上。相反,当他们做出聪明的行为时,反而会出现认知失调。也就是说,一个看低自己的人,当他的行为举止体现出积极的自我观念时,反而会出现认知失调。

自我说服实验

认知失调理论预测,孩子对玩具偏好的转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我的朋友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在斯坦福幼儿园复制我们的实验时,就验证了这一假设。弗里德曼选定的禁玩玩具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电动机器人,能四处追逐抛过来的物体。实验过后两个月再见到电动机器人时,几乎所有受到轻罚威胁的孩子都不去碰它,而大多数受到重罚威胁的孩子直接跑去玩。

我们阐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孩子们之所以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不是因为某个大人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进行了自我说服,认定这一行为是不好的。自我说服的观点能维持很长时间。这一范式除了应用于玩具偏好之外,还可以推广到关乎儿童培养的更基本、更重要的领域,比如攻击行为的控制,最初激发我研究兴趣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可否让哈尔说服自己,认为打尼尔是一个可怕的念头?

自我说服:说服自己接受某种信念,是自我合理化造成的一种长期的态度改变。自我说服比直接的说服更具有持久性,因为自我说服在个体内部发生,而不是源于外部的劝诱或压力。

那年我们得了冠军。在正式的颁奖典礼上,每人都获得了一个奖品,就是这尊廉价的小雕像。小雕像对所有球员来说都意义非凡,对我更是如此。这是我赢得的第一个奖品,我的才干第一次获得认可,因此我十分珍视它。此刻,我半蹲在儿子身边,反复摩挲小雕像的碎块,慎重考虑着修复问题。过了一会儿,我朝哈尔笑笑,敲敲他的小脑袋说:“你说得很对,它的确是自己碎掉的,不是你的错。”我站起身,叹了口气,将碎块扔进了垃圾桶,这一刻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再需要这尊小雕像了。

实验伦理风波

服从:处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的权力较低者听从权力较高者的命令,例如权威会强迫公众服从。

告别哈佛

那一刻之前,我一直认为心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满情绪只是自己的问题,相信这种情绪最终会慢慢消失。此时我才明白,只要自己待在剑桥,不满的情绪就会一直与自己相伴。我突然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自己今后几年想要的生活。

第七章 永失至亲,偶得密友

失去贾森

我想多陪陪薇拉和孩子们,还有更进一步的愿望:我想努力成为最好的丈夫和父亲。哈尔、尼尔和朱莉如今分别是六岁、五岁和三岁,约书亚还是个单纯快乐的小婴儿。我也想尽力成为最好的老师、研究者和同事。我原本就怀揣这样的雄心壮志,现在更专注于此,更迫切地想要实现它。我想方设法地合理安排时间,尽量多陪伴在家人身边,也丝毫没有疏忽自己挚爱的工作。我全心追求现世安好,积极地和薇拉、孩子们一起规划未来,也为他们今后的生活早作打算。

我惊讶地发现,如果不为琐事所累,你其实有充足的时间把每一件事做得尽善尽美。在大学里我工作勤奋,表现出色。但几乎每个晚上和周末都是不容干扰的家庭时间。我不允许备课、写论文、学术报告会和其他事务占用周末时光。我对待周末的原则是:人在家,心也在。周末白天,我极力确保与孩子们共享甜蜜的时光,晚上则另有安排。我和薇拉经常雇临时保姆,把孩子们安顿好以后,我们就去电影院、剧院和餐馆消遣,或者赴宴。我那些爱交际的同事们没完没了地举办教授聚会。我和薇拉郑重决定,我们不只是四个孩子的父母,还依然是一对年轻的情侣。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没有外出安排,我和薇拉就在家里制造浪漫氛围。待孩子们就寝,我们常常用烛光和红酒调配出简单而精致的午夜大餐。

但有关贾森伫立在站台上的场景,毕生都反复出现在我梦中,不断提醒我,为人处事眼光要深邃一些,长远一些。

暖意融融的明尼苏达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说,“但你碰巧说对了。官僚机构里工作的人们确实擅长混日子。他们假装一直在工作,于是工作拖到占据了所有可用的时间。他们整日闲坐在那里,处理枯燥的事务,不时看看时间。假设交给某人一项工作,并且要求他一天之内完成,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会反复查验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不久后,再交给他一项相似的工作任务,但允许他一旦完成便可下班回家。我的假设是,上次的经历会让他认定完成此项工作需要花费整整一天时间,因而他可能花费比实际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它,即便现在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机构的时间。”

尤金问:“你是说,一旦完成任务的规定时间变长,人们就会认定真的要花这么多时间才能完成任务?”

“你说对啦。”

于是尤金和我着手进行实验。实验程序很简单,几乎和我们在“牛棚”设想的一样。首先请被试完成一项乏味的任务,过程中实验者(尤金)突然被叫到房间外去接一通紧急的长途电话。我们刻意安排好尤金接电话时间的长短。在一种情境下,他离开的时间远远超出被试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在另一种情境下,他离开的时间短一些,但也足够让被试从容地完成任务。下一步,尤金给被试安排另一项相似的任务,并且告诉他完成后即可离开,然后尤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结果发现,完成第二项任务时,有“额外时间”的被试远比有“足够时间”的被试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我们的实验结果比帕金森定律更完善!我们不仅证实了工作任务会被拖沓到占满一个人所有的可用时间,而且证实了从事该工作的人会就此将工作设定为需要额外时间才能完成。

个人吸引力研究

按照酬赏-强化理论学家和戴尔·卡内基的观点,第一种情况下你最喜欢佩姬,因为她慷慨地发表了对你的溢美之词;第二种情形下你最讨厌佩姬,因为她只说你坏话。也就是说,好话有酬赏的作用,越多越好;坏话有惩罚的作用,越多越糟。但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人类是认知动物,永远想把事情弄个明白。我们十分在意一个人对自己评价的变化。如果佩姬一开始不喜欢我,但随着对我了解的加深,喜爱度也慢慢增加,这对我来说胜于天天听她夸我,因为其间有所盈利。相反,如果一开始她喜欢我,但接触一多,对我的喜爱度减少,这最令人痛心,因为其间有所亏损,在这种情形下我最不待见她。我把这一理论称做人际吸引的得失理论。

挚友加德纳

撰写完这章内容以后,我和梅里尔的实验技能都更上了一层楼。我们不仅正视了实验室研究的利弊,而且对于我们自己抛出的几个问题得出了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比如,行为反应测量固然理想,若牵涉伦理问题或实际操作困难时该怎么办?有没有比我们熟悉的量表测量更好的替代方法?

第八章 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

拼图教室

歧视:仅仅因为一个人是某个团体的成员,就对其做出不公正的、负面的或有害的行为。歧视行为往往源于偏见,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制度上的歧视,即使在没有偏见意图的时候也如此。

刻板印象:将某个群体概括化,即将同样的特征分派到该群体所有成员,而不管成员之间实际上的差异。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因为新信息的出现而发生改变。

第一本著作

我认为社会情境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能让理智者变疯狂,让品行端正者行不义之举,让聪明人干蠢事,让勇敢者变懦弱。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就很容易断言这些行为是由行为主体的某种性格或心智问题引发的。

会心团体

会心团体: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些性质相似的组织称为“会心团体”,其特点是,强调团体中的人际交往经验,促进个人成长,帮助个人了解自我、增强自信。“会心”意为“心与心的沟通”。

社会上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自我保护。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穿着一套行为的盔甲,试图将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程度降到最低。但有时我们将自己的真实感受隐藏得太好,不仅别人无从知晓,连自己也被锁在心墙之外。

虽然全心投身于社区和政治活动,我和薇拉并未成功地变成地道的得州人。我们喜欢奥斯汀,喜欢得州大学,但从未想过在这里度过余生。因此当哈尔进入高三准备申请大学时,我和薇拉意识到该做个明智的决定了。我们一直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可孩子们很快将散居各处。我们能去哪里找个魅力之所,让孩子们长大后还愿意待在父母家附近呢?如果回答得简短一些,答案就是:“得州不行。”

较长的回答就复杂一些。我们的理想是搬到一个有魅力的城市,靠近大海,气候宜人。那一定就是太平洋沿岸地区了。我特别中意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该校虽然才建校10年,已获得斐然的学术建树。哈尔也觉得这所学校不错,于是递交了申请,顺利地被录取了。该校对本科生实施创新的教学模式,整个大学分成八所独立的学院,每个学院都拥有几位来自不同系科的教授,而且每个学院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迈克尔·卡恩几年前调到该校,加盟筹办中的克雷斯吉学院。克雷斯吉的主题是创造一个“课内外学习一体化”社区,学生将在T组里将课堂所学与实践相结合。在卡恩和我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第九章 最后的风波与华丽退场

T组的衰落

又一次被恐吓

“我做了所有信奉自由主义的教授都会做的事情:对他们进行了五分钟的讲演,赞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我告诉他们,很遗憾没让他们听到詹森的报告,但他们前一天晚上焚书并叫嚣要攻击报告会现场的行为令我别无选择。我告诉他们,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强化我们自己的信仰,也包括聆听和讨论诸多严肃学者的各种观点,其中有些观点我们也许并不赞同,有些观点甚至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冒犯。在大学里,大家通常在争论中学有所得,但必须要讲民主。学生们倾听着,有几位甚至鼓起掌来。之后,他们就静静地散去了。”

性骚扰风波

会议已变得荒诞起来。我的思绪又回到了1951年,想到一起打棒球的发小比利和艾尔嘲笑我跳出来反对约瑟夫·麦卡锡和他对公务员的政治审查。“是大学里教的吧?”他们曾问道。快40年过去了,那个时代的荒诞再次重现,我突然觉得一阵眩晕。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我对性骚扰官员的动机并无异议。但作为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我知道她采取的措施很可能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甚至可能具有危险性。让人们报告无中生有的谣言是极权主义的做法,容易散布恐惧心理,压制异己人士,殃及无辜。

虚伪范式研究

重回斯坦福

斯坦福心理学系竭力为我营造家的氛围,随便我开设什么课程。我选择讲授“社会影响”,这是我在哈佛担任助理教授时讲授的第一门课程。那时我还是个菜鸟,紧张得不行。该课程吸引了许多学生,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40年前,我的社会心理学家之旅在此起步,如今又将此地作为教学生涯的终点,丝丝甜蜜和知足之情充溢心间。但我并未将其视为自己人生某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看做一个新的开始。毕竟在讲台上一直站到95岁的梦想可能会实现!但据说伍迪·艾伦曾说过:“如果你想逗上帝开心,就把你的计划告诉他。

第十章 人生犹如过山车

突如其来的失明

如果我已从哥哥贾森那里学有所得,此时就绝对不能抱怨这一手烂牌,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打好这副牌。我一直试图这样行事,既没有走向否认一切的极端,也没有迈向沉迷于自我怜悯的另一个极端。像我这样的“害羞之人”,若是在飞机场或不熟悉的城市迷了路,也不得不开口求助陌生人,这当然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作为一个学者,不能浏览期刊论文,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这也不好笑。但是幽默,混合着一点失调的减少,帮助我度过了最难挨的日子。

盲人作家

我失明之后尝试写的第一本书是和朋友兼同事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 Tarris)合写的《谁会认错》(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卡罗尔是心理学界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竟也惊喜地发现口语交流对提高作品质量大有裨益。这本书对我意义非凡,它是向我的挚友和导师利昂·费斯廷格致敬之作。1957年,我极不情愿地阅读了《认知失调理论》的手稿,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费斯廷格是伟大的科学家,但却毫无兴趣将理论运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

我的孩子们

并不是因为我和孙子孙女们住得很近,彼此间才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回顾一生时,我才清楚地发现,家庭成员亲密无间是偶然事件和刻意安排相互交织的结果。移居圣克鲁兹乃刻意为之,如果我们把家安在美丽宜人之处,孩子们就愿意把小家庭建在附近。不过,正当我和薇拉决定离开得州时,加大圣克鲁兹分校刚好在找有我这样能力和经历的教授,这就纯属偶然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哈尔、尼尔和朱莉各自的小家庭一直安在圣克鲁兹或其附近地方,约书亚和他的家人也总是尽力找机会来看望我们。

人生犹如过山车

“我懂你的意思,”贾森说,“那也是我以前最喜欢的一段。但你知道吗?坐过几次过山车后,我突然醒悟,我之所以没法享受其余的路程,是因为我只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于是我跟自己开了个玩笑,假设自己最喜欢开始冲下陡坡的那一刹那。于是发现我总是在等待那一时刻的来临,而忽略了其他路程的美妙。我又往后退一段,假设自己最喜欢爬坡那一段……终于,我发现选择最喜欢的一段其实是很愚蠢的,因为每一段都是过山车行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上下起伏,爬上去、落下来,缓缓地转弯,又骤然扭转,这些都是过山车行驶中的一部分。”

哥哥说这番话时才14岁。现在细细体会他的话,我认为哥哥可能是在用过山车来比喻人生,虽然他当时未必意识到这一点。

我已经坐了78年过山车,到底最喜欢哪一段呢?正如14岁的导师教导的那样,我没有最喜欢的一段。换言之,每一段我都喜欢,有时骤然坠落,比如失明和有所失时;有时欢欣鼓舞,比如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或者获得了重要的科学发现时。无论是对妻儿、朋友的关爱还是被他们所爱,都能让我感到无限温暖。如果非要我选择最喜欢的一段,我会说:此时此刻。而且我猜想在人生道路的任何阶段,我都会如是说。